特拉维夫的审讯室内，犹太记者以色列·弗雷穿着橙色囚服被列为“安全罪犯”；伯利恒的监狱外，巴勒斯坦记者纳赛尔·拉哈姆在无条件获释后沉默离去。两人素不相识，因同一“罪名”，批评以色列政府，成为囚笼中的难友。

纳赛尔·拉哈姆被拘留的九天里，以色列当局始终未出示具体证据。 这位马安新闻社总编辑的“罪行”，仅是与黎巴嫩电视台“迈亚丁”有关联可能是专家访谈，也可能是参与运营。

他的律师奥萨马·萨阿迪嘲讽指控的荒谬：“若媒体言论即煽动，以色列所有新闻频道都该关闭。 ”最终纳赛尔未遭起诉，威慑目的已达到：从难民营铁棚到国际采访现场，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收到警告无人能幸免。

三天后，犹太裔记者以色列·弗雷因一条推文入狱。 他在五名以军士兵丧生后写道：“世界因少了五名参与反人类罪行的年轻人而更好。”尽管被软禁仅四天，当他被列为“安全囚犯”（专用于巴勒斯坦人的类别）时，以色列社会突然震动。 犹太群体愤怒声援，媒体头条质问“民主何在”，无人提及同期获释的纳赛尔。

二十年前，纳赛尔与犹太裔记者梅隆·拉波波特在伯利恒办公室用希伯来语交谈。 纳赛尔的语言是在以军监狱学会的，梅隆则刚学阿拉伯语。 两人不谈“两国方案”，只争论平等与尊严。 当梅隆被《耶路撒冷邮报》解雇，纳赛尔邀他撰稿；当梅隆的汽车在拉姆安拉被焚毁，纳赛尔称他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朋友”。

2018年，梅隆前往迪希谢难民营慰问丧父的纳赛尔。 对话充满苦涩。 纳赛尔强调巴勒斯坦人无法诉诸暴力：“我们没有军队，没有武器”，随即话锋骤转：“犹太复国主义是史上最恶劣的煽动仇恨运动，与它和平毫无可能。 ”他预言以色列终将溃败：“我们等一千年，有什么好急？ ”当时这番话令梅隆难以接受，如今却像精准的末日预告。

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大学生阿米娜因脸书转发古兰经经文“除了上帝，没有胜利者”被校方停学。 她的名字出现在124名遭处分的巴勒斯坦裔学生名单中，其中47%被开除。纪律委员会宣称这些帖子“支持恐怖主义”，尽管内容多为祈祷或民族身份表达。 与此形成讽刺对比的是，犹太学生发布“杀光阿拉伯人”的帖子却安然无恙。

在加沙，死亡成为记者的职业风险。 纳赛尔被捕同期，汗尤尼斯纳赛尔医院的乱葬坑掘出283具尸体，部分遗体双手反绑、满身淤青。 医护控诉以军2月攻占医院时，将病人绑在轮椅上曝晒，放狗撕咬医生艾哈迈德·阿布·萨卜哈致其骨折。 以军称搜查哈马斯，仅留8名医生照料250名患者，13人因缺医少药死亡。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以罕见严厉语气警告：“进攻拉法将违反人道主义法！ ”德国政府则默默撤回联合国涉以决议的支持票。 强烈的信号来自亚洲：日韩转向支持巴勒斯坦入联，以色列媒体哀叹“被世界抛弃”。

西方媒体也在转向。 当路透社播客用“以色列母亲封锁道路抗议”对比“无名巴勒斯坦妇女缩在废墟”，被批强化种族偏见；《纽约时报》将冲突简化为“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战争”，刻意忽略加沙70%居民是1948年被驱逐难民的后代。 750名国际记者联名要求西方媒体使用“种族隔离”“种族清洗”等词，直指以军行动本质。

在特拉维夫大学，犹太学生莎拉因发布姐姐订婚照被控“庆祝以色列人死亡”。 这张与冲突毫无关系的照片，让她成为70名遭纪律审查的学生之一。 巴勒斯坦歌手达拉勒·阿布·阿姆妮因社交媒体出现巴勒斯坦国旗被捕。 以色列警察局长雅科夫·沙卜泰公开宣称：“声援加沙者应离开这个国家。 ”

“A Land for All”这个由梅隆与纳赛尔协助创立的以巴和平组织，如今门可罗雀。 曾穿梭于双方办公室的活动家们纷纷消失。 当纳赛尔出狱后，梅隆拨通电话只听到忙音。 连接两个民族的最后桥梁，随监狱铁门关闭而崩塌。

“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写下的这句话，如今被刻在耶路撒冷人权中心入口。 经过的游客很少驻足，铁门内，以军正审讯一名举着“停止杀戮”标语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