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罗瑞卿、聂荣臻、杨成武、杨得志、李天焕（自右而左）齐聚一堂，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965年12月，解放军总参谋长在罗瑞卿被林彪陷害之际，杨成武接任了代总参谋长的职务，随后还成为了中央军委“批罗会务组”的成员以及罗瑞卿专案组的负责人。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杨成武的上级，两人之间维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罗瑞卿遭受打击后，杨成武与罗瑞卿的命运再次紧密相连。这一过程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本文将首次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01、自上海会议前追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记载：近期，罗瑞卿在军队事务中屡次对林彪所发表的一系列偏激言论表示不满，这引起了林彪的强烈不满。在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指使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官员撰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文件。（1965年）11月30日，叶群携带着林彪亲笔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以及数份诬陷材料前往杭州拜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进行诬告，声称其反对“突出政治”，意图夺取军权。毛泽东信以为真，听信了林彪和叶群等人的诬告之词。

1965年的下半年，杨成武因健康问题，先后在青岛与杭州进行了休养。当毛泽东得知有关诬陷他的材料后，便立刻指示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杭州休养的杨成武前来会面。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杨成武：“罗瑞卿近况如何，你们是否熟悉？”“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相处如何？”杨成武简要作答，随后汇报了在上海与罗瑞卿会面的相关事宜。

1965年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病情危急，罗瑞卿夫妇便邀请杨成武夫妇一同前去看望。翌日夜晚，罗瑞卿向杨成武透露：“昨晚我未邀你同行，我独自前去看望林总。林总见到我后，情绪激动，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斥责。他指责我：一是对我实施封锁，总参亦然，文件未能及时送达；二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解说词，仅提及周总理和罗总长，却遗漏了毛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各位老帅，自然也包括他本人林彪；三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宴会上，我擅自将自己安排在首席，将各位老帅安排在次席和末席。”林总提出了五项规定，核心是：若他在北京，需每隔数日汇报工作；若他身处外地，则每月汇报一次。在批评我对他实施封锁时，林总还引用了党章和毛主席的言论，并逐字逐句念给我听。这使我深感，他此次的态度迥异寻常。

杨表示：“若总参的文件未能及时交付至我手中，存在不当之处，那么责任应由我承担。作为负责具体工作的副总长，我理应进行自我反省。”

“不，这责任我来承担，我是总长。”罗语气坚定地说，“今后需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请你与总参的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先行打个招呼。”

在离沪之前，罗还应前往林彪处进行一次拜访。

看。

罗说：“一起去吧！”

那日，吴法宪恰好在林彪的居室内。林彪与罗某移步至另一房间，进行了一段长达半小时的私密交谈。杨某对此谈话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

返抵京城之后，杨同志便向总参谋部作战部以及政治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了必要的通报。

6月下旬，杨先生前往青岛进行疗养。至9月底，他又转至杭州继续疗养。9月29日，杨先生抵达上海。恰逢林彪将军亦在上海。当晚，杨先生致电林将军，表示：“明日清晨我将离开上海，晚上希望能抽空拜访林总。”

9月30日凌晨时分，林办的通知促使杨即刻动身。彼时，林已入睡，叶群与秘书郭连凯便热情地接待了杨及其夫人。简短的闲谈之后，他们便礼貌地告辞离去。

毛泽东言道，某些情况业已明了。在此之前，他已与许世友进行了深入探讨。

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兰州军区某师的报告时，予以批示：

对于那些不信任突出政治、表面迎合实则暗中背离，且另辟蹊径传播折中主义（亦称机会主义）观点的人士，我们应当保持警惕。

同日，毛泽东点名罗。

罗的观点与我们存在差异，林彪同志长期领兵，难道不清楚军事与政治的本质吗？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就能上战场。过去所打的战争都是以政治为导向的，应当恢复林彪同志强调政治训练的原意。罗将林彪同志视为对立面。自罗担任总长以来，未曾独立向我请示汇报工作，他对各位元帅缺乏尊重，重蹈了彭德怀的覆辙。在处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上，罗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困境。罗的个人独断专行，他是一位野心家。那些试图进行阴谋活动的人，总是纠集几个同伙一起行事。

显而易见，那些所谓的揭露性材料激起了毛泽东更为深远的思索与疑虑。尤其是其中的最后一句话，他或许在质疑罗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之间的频繁交往，而杨成武是否亦在其中，这一点亦难以断言。

02、上海会议

1965年12月6日，夜幕低垂，徐业夫紧急告知身处杭州的杨成武，要求他于次日凌晨抵达上海锦江宾馆，出席即将召开的会议。此次会议划分为三个小组，杨成武所在的团队汇聚了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叶群以及王尚荣和雷英夫（均为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正副部长）。周恩来同志担任该组的组长。而另外两组的组长则由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担任。

会议伊始，叶群便代表林彪发表见解。她指出：“罗瑞卿主张政治与军事并重，却谬论频出，声称既要强化政治地位，亦需凸显军事价值，实则军事与政治同等重要，此乃折中主义的错误观点。”

此时，罗瑞卿正巡访广州与昆明等地的部队。不料，三天之后，他方接获参加重要会议的通知。他于12月11日下午两点抵达上海。毛泽东特派周恩来与邓小平与其会面，深入交谈，时长数小时。罗瑞卿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震惊不已。

在上海会议中，罗定被罗列了多项“罪状”：首先，他公开反对林彪，对其进行封锁，并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攻击手段；其次，他反对过分强调政治；最后，他试图向党组织伸手，意图夺取军权。叶群更是捏造了刘亚楼所提出的所谓“四条意见”，并得到了吴法宪的佐证。

会议落幕之际，王尚荣与雷英夫启程返回京城。在总参谋部党委的扩大会议上，他们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当会议落下帷幕的那日，杨经杭州返回北京，并在会上即兴发表了讲话。他感慨地说：“罗瑞卿同志是一位极具能力的领导者，我们曾并肩作战多年，他是我尊敬的老首长。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突然被免职，实在是令人惋惜！”言及此处，他的眼眶湿润，接着他又说：“若有人指责罗总长心怀野心，我坚决不信！”

正因为这几句话，林彪、江青之流竟敢声称，杨成武是“彻头彻尾的罗瑞卿派”。

03、入军委“批罗会务组”

1966年2月22日，叶剑英与杨成武依照邓小平的指令，向毛泽东汇报了军委常委会关于“批罗”事宜的部署。叶剑英指出，会议主要针对罗某在突出政治、缺乏组织纪律性以及个人主义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随后，杨成武汇报了本月上旬赴广州，聆听几位元帅对“批罗”意见的经过。毛泽东对老帅们的观点并未明确表态。

初春三月，北京城迎来了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军兵种领导齐聚一堂的“批罗”会议。会议期间，成立了专门的“中央工作小组”，邓小平同志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彭真与叶剑英。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亦设立了会务组，由叶剑英同志担任组长，组员有萧华、杨成武等。

在军委“批罗”会议上，有人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联名提出，应将罗开除党籍。杨某立刻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强调不能采取极端措施。随后，吴法宪宣读了一份长达一万多字的批判文章，其中诬指罗“心怀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组织伸手，密谋夺取军权”。

备受羞辱的罗某，渴望面见毛泽东，然而遭拒。愤懑之下，他留下了遗书，于3月18日从高楼跃下，不幸受伤。此事件之后，“批罗”会议的氛围愈发激烈。在此期间，杨某对罗某的认知亦有所转变。他与王尚荣、雷英夫于3月23日联名发表演讲，主题为《坚定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揭露批判罗瑞卿同志的篡军反党阴谋》。

4月30日，邓小平签署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紧接着，于5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此报告，并据此决定撤销罗瑞卿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紧接着，中共中央组建了罗瑞卿专案组，周恩来同志担任组长之职。

8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军队干部时表示：“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应当传达至所有干部。”不久，他又补充道：“看来，罗瑞卿的处境恐怕难以维持。”

04、任罗瑞卿专案组长

1967年10月，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快解放老干部步伐，召开九大，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以下简称“二办”），并将包括“罗案”在内的10个专案划归“二办”管辖。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提名杨成武同志担任“二办”主任，并兼任“罗案”等4个专案组的组长。在“罗案”的领导层中，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李天焕、余立金等同志。“罗案”办公室的主任由李天焕同志担任，副主任则是许心荣同志。在“杨、余、傅事件”爆发之前，杨成武同志担任了5个月的主任兼“罗案”组长。此后，“罗案”的组长一职由江青同志接任。

“二办”主任的工作职责和方法, 主要是原则领导和处理往来文件以指导专案工作。其间, “二办”共收发“罗案”往来文件33份, 分类如下:

一组关于“罗案”的资料共计16份，其内容涵盖：罗入党相关材料3份，针对关押中的军统特务陈曼生的调查资料3份，“罗案”工作安排3份，叶群就逮捕罗宇（罗之子女）及监管郝治平所下达的指示2份，郝治平的相关材料2份，罗本人所写涉及萧华的材料1份，申请调取公安部保存的罗的信件1份，以及对罗的一般情况汇报1份。

二、罗某的骨折及伤情报告，以及关于罗某涉嫌间谍活动、泄露国家机密、非法进口窃听器以及与外国勾结等案件的检举材料，以及郝某上交照片的相关情况。

三、江青将五份材料转发至“二办”：分别是军统特务陈曼生的供述、罗某与他人的合影照片、罗某与彭真的往来书信、罗某秘书提供的揭发资料，以及罗某所撰写的所谓《认罪书》。

四、涉及其他专案机构的材料，包括吉林省公安厅、王光美专案组转交至“二办”的资料，以及傅国祯等人检举罗宇、牟立善等人的相关材料，共计六份。

05、违规处理涉敌我性质材料

杨成武违规处理了几份涉及罗敌我性质的所谓揭发材料, 他分别予以退回或存档, 没有上报或下转。这样做在当时是很危险的。杨说:“如果被林彪、江青、叶群发现, 等不到‘三二四’, 我就被打倒了!”原“二办”工作人员陈虹说:“中央专案小组对有关专案材料, 不论是各组上报的, 还是中央专案小组领导及其他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对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押。”当时, 杨成武私下处理部分“罗案”材料具有很大的风险。这些材料处理情况如下:

1967年10月31日，"二办"接到吉林公安厅提交的《在押犯尚作为致信揭露罗瑞卿涉嫌组织“中国自由党”一事》。杨某批示将其存档于李天焕处，未进行传阅及上报。

11月9日，"二办"接获由"罗案"组提交的《张英华同志就上海电话汇报调查陈曼生情况的报告》。杨某将此报告存入"罗案"办公室档案，并未进行传阅或上报。

11月13日，"二办"接获了由"罗案"组提交的《关于罗瑞卿涉嫌中统特务问题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杨某批示：在综合情况后，撰写正式报告，并将报告退回"罗案"办公室。此后，该报告并未再次上报。

11月14日，"二办"接到了由“罗案”组递交的《罗瑞卿就假党员问题所作的亲笔交代》。杨某随即指示将这份文件存入“罗案”组的档案，并严肃地对许心荣说道：“若是真如他所说为假党员，那么红一军团中便不存在真正的党员了！”

1968年1月17日，"二办"接到傅崇碧批转的一份材料，内容是关于伪北平市警察局1941年8月6日向北平伪副市长所呈报告，其中称罗瑞卿已退出共产党。杨某立刻向傅崇碧作出回应。他随后表示：“所谓罗瑞卿退出共产党的说法，纯属敌方蓄意诽谤的恶毒谣言。我当时退回了这份材料，是为了避免给罗瑞卿增添不必要的困扰。”

1月23日，军委办公厅转发了《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通敌叛国的情况报告》至“二办”。杨将军径直将该文件交付“二办”副主任金涛、成学俞保管存档，并评论道：“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2月5日，"二办"接获傅崇碧批转的《关于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利用职权泄露国家核心机密、背叛党和国家的情形》报告（附照片七张）。杨某随即退还了傅崇碧。

为何违规行为未被发现？究其原因，了解情况者傅崇碧、金涛、成学俞、李天焕、许心荣等人均为秉持正气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坚信杨成武的举措正当且正义，加之对罗瑞卿、杨成武的尊敬与信赖，使得林彪、江青之流对此毫无察觉。

在过去的五个月间，杨始终遵循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以及“二办”成立的初衷开展工作，力求最大限度地为所谓的涉案人员（包括罗某）减少不必要的困扰。

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在接见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的工作人员时，江青发表言论称：“二办的情况，可谓是坚不可摧，任何企图都无法渗透，有些重要材料甚至不允许我过目……自饶案以来，杨成武便对我实施了严密封锁。”她还表示：“至于罗瑞卿专案，也由我负责监管，但我却无法接触到任何材料，完全是处于一种封锁状态，连证件和供词都无法一见。”然而，她并未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

06、全力支持罗瑞卿复出

1975年，杨成武得以重返工作岗位之际，罗瑞卿亦步出了囚禁之地。杨成武对罗瑞卿的安危始终牵挂在心，为促使罗瑞卿尽快恢复工作，他不遗余力地向聂荣臻、叶剑英以及邓小平等人寻求帮助，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庆祝建军48周年的招待会前夕，中央军委办公厅与总政治部公布的与会名单中，罗瑞卿等人的名字依旧缺席。恰在此时，杨收到王建安寄来的请求安排工作的信件。7月10日，杨向邓小平同志提出，希望王建安、罗瑞卿、李天焕等人能够受邀参加“八一”招待会，并在媒体报道中予以公布，同时解决他们的工作安排问题。邓小平同志随即作出指示：

一、对于王建安与罗瑞卿两位同志，建议军委组建一个顾问团队。就《顾问暂行条例》而言，我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其中，最关键的考量在于确保顾问团队不会对在职人员的工作造成干扰，避免出现类似钦差大臣般四处指手画脚的现象。

二、近期，毛主席作出了两项重要批示：一是针对林办工作人员的指示；二是关于周扬案件的批示。罗瑞卿、李天焕的名字在“八一”之际见诸报端。至于李天焕的结论，不宜过早对外透露。二炮做，由总政负责。调出二炮工作。

为取得军委、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件, 杨在外事局《关于建军48周年庆祝活动的报告》上批示:“予以同意。请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审阅批示。”并在括号内补充道：“对于以往未曾出席招待会、未曾见过报道的一批负责同志，如罗瑞卿、王建安、李天焕等，是否可由总政治部和军委办公厅研究并拟定名单，提交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审阅批示？”叶副主席表示将寻找合适的机会来解决罗瑞卿等人的问题。

于是, 杨就罗出席“八一”招待会并见报一事写报告给叶剑英。7月12日, 叶批示:“请军委常委各同志阅示后, 再呈总理、先念、国锋同志阅示。”叶还在杨写在括弧里的建议旁, 加批“拟同意”三个字。7月17日, 叶给毛泽东写了《关于罗瑞卿、李天焕等出席八一招待会的报告》。毛圈阅后退叶。叶加批:“毛主席已审阅。请小平同志批转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审阅。”7月19日，邓小平批示：“总理、春桥、江青、先念、锡联、东兴、国锋、振华、成武同志审阅，退回军委办公室。”

7月21日，在叶、邓两位领导的批准下，杨报派遣了总参管理局的周学增同志和总参政治部的李石青同志，乘坐专机前往福州，迎接罗同志返回北京。7月31日晚，罗同志与其他嘉宾一同参加了“八一”招待会。翌日，8月1日，罗同志与李石青同志的名字纷纷亮相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性媒体的重要版面。

紧接着，杨对郝治平与罗子女的安置事宜提供了诸多助力。他穿梭于各方，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在此过程中，罗、郝及其子女不止一次莅临杨府，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之际，罗瑞卿、萧华与杨成武三人在京西宾馆同住，并共桌用餐。罗瑞卿边进食边感慨道：“对于林彪，我们三人可谓失明，往昔未曾有过异议，却均遭受打击。其中，成武同志所受之苦最为深重，他一家竟有三口人离世。相较之下，我与萧华家中尚无此类不幸。”

07、罗瑞卿对专案组陈述。

杨成武遭受打压之际，吴法宪便指令“罗案”的副主任许心荣着手调查罗与杨成武之间的关联。许经调查, 确认是特务诬陷。吴还叫许调查罗反对毛主席的事。许去问罗, 罗说, 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许便让罗写了材料。吴指责许的做法是为罗评功摆好。为这两件事, 吴撤了许的职, 将其调离专案组, 调往新疆。罗在三○一医院住院时, 李逸民将许心荣挨整的情况告诉了他。罗瑞卿说:“许心荣是个好人！”

1978年5月18日，罗瑞卿在总参部及局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中央“二办”时，他言道：

关于中央“二办”专案小组成员，是否需追责？我认为无需。是否应质疑他们？亦不可采取此做法……是否应追究责任？否。是否需对他们进行审查？亦非如此。

组建我的专项团队，首位成员为江青，次位为黄永胜，第三位是吴法宪，第四位是叶群。“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依旧对我保持禁锢，不作出结论，禁止称呼我为同志，也禁止他人探访。这究竟是谁在暗中操纵？正是江青等人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