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一年六月，秭归江面雾气缭绕，六十岁的刘备就站在船头。他手里攥着关羽昔年赠送的鹅毛扇，神色沉沉。彼时东吴前哨被吴班、冯习撕开缺口，蜀军一路南下，号称“四万人、二千五百骑”。与此同时，三十九岁的孙权已在武昌急召群僚开会，那封“求邻援手”的檄文刚刚送出，却还没得到曹魏的实质回应。两条战线，一片焦灼。
刘备此役的表面理由是为关羽复仇，深层动机则在夺回荆州旧土，并借机整合长江中下游。对手的虚实早被镇西将军黄权递至帅案：东吴主力尚集结于江陵，陆逊、朱然守线，已退后百里。他们没料到蜀军来势如此之锐。
追溯数月，建安二十五年闰六月，孙权偷袭荆州取得桂阳、长沙，自此他手中的荆州版图比刘备更完整。刘备咽不下这口气，终在章武元年五月决议东征。可在秭归初战告捷后，他没有立刻敲响议和之钟。倘若此刻留出谈判窗口，摆到桌面上的至少有三件大利。
第一件，夺回叛将与被俘将吏。荆州失守时，糜芳、傅士仁背信弃义；益阳风声最紧之际，潘濬、郝普被迫降吴；而张飞遇刺两月后，范强、张达携首级入东吴求安身。人，是最宝贵的战力。刘备若点名索回，孙权难以拒绝。糜、傅二人既成众矢之的，交还即可向蜀军泄怒；潘濬、郝普志不在吴，放人示宽；范强、张达则可斩以谢罪，换来蜀汉的情绪止损。从战损补偿到军心鼓舞，这一步划算得很。
第二件，重新分配荆州郡县。赤壁会盟后划分的“东属”“西属”格局，因吕蒙奇袭而生变。章武元年夏时，南郡、零陵、武陵仍握在吴军手中。长沙、桂阳更是七年前就被侵吞。秭归之捷令孙权外线吃紧。倘若刘备顺水推舟：“江夏、长沙归蜀，南郡重新均界，桂阳亦应返还。”陆逊、李异等防线被击穿的现实摆在眼前，孙权恐怕只能捡着最难啃的地盘维持颜面。如此一来，长江中游再现蜀吴缓冲带，关羽当年经营的交通网恢复大半，曹魏南下道路随即受阻。
第三件，讨取“劳军”粮秣。战争拼的是后勤。蜀军西出巫峡，行程七百里，马草、米粟日耗如注。汉中粮道多年无虞，可沔水线路长、损耗高。若能令孙权献出江夏、鄂县新仓储备，再加舟船三百艘，蜀军补给链即可缩短五成。孙氏家底殷实，在曹魏压境的压力之下，用有限物资换暂时和平，比起两线作战要划算得多。更巧的是，诸葛亮此时坐镇成都，正为北伐筹粮，得此额外输入，无需向巴蜀重征，内部阻力大减。
有意思的是，这三条若真摆到案头，也未必就都能敲定。谈判讲究筹码与时机。刘备初战连捷，一鼓作气；吴军尚余水师主力，未至溃败。若欲满盘皆收，他需适度压价。否则一旦逼急孙权，陆逊可能放弃回撤，采用沿江坚守之策，战事会被拖成消耗战，优势反转。
史书没有留下刘备“砍价”的记录，只能旁观他在盛怒中选择继续西进。吴班、冯习随后抢占夷道。蜀军营盘沿江一字排开，十里一营。至八月，天气闷热，山风难起，营寨通风不善。陆逊趁夕阳低垂，点燃东岸枯草，滚风顺势卷向蜀军。连营四十余座悉数陷入火海。未及夜半，刘备惊觉失策，退至猇亭。败势已成，再议和已迟。
“早知今日，何不六月席地而谈？”黄权曾低声叹息。刘备咬牙不答。彼时曹丕已令曹仁、曹休两路搅局，荆州局势瞬间三角化。孙权被迫向刘备再度求和。刘备此时病重，只派宗玮回信，表示暂不穷追吴军。三大好处，一件都没拿到。
回头审视当年的秭归窗口期，刘备若肯按兵三旬，以优势之势促和，最少也能收回人心、土地与粮道。对孙权来说，割些城、赔些米，总好过被曹魏逼至长江北岸。两相权衡，交易的可能绝非零。但历史没有如果。夷陵一火，将蜀汉东向扩张的最大机会彻底烧光。
引人注意的还有陆逊的心态。此人当时年仅三十八，与孙权几乎同龄，军中资历却远低于刘备、黄权等老将。他起初防线不稳，退巫峡已是极限。若刘备释出和平信号，陆逊要求持久阵地的底气不足；反而在持续对峙之中，他一步步摸透蜀军营制，才得以设计火攻。正因刘备不给时间谈判，才间接给了陆逊时间学习。说来讽刺。
再说曹魏。曹丕二二一年暮秋下旨加九锡于孙权，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更关心如何吞占荆州北岸。倘若蜀吴停战，曹魏南线压力成倍。届时荆襄一带可能成蜀吴联合纵深，宛如当年赤壁之局。曹丕早就预料到这一点，所以他对孙权口头鼓励，对刘备则派人暗示：“进退可细思，不妨互分江东。”这一手挑拨，可谓老辣。
至此可以看出，刘备若在秭归按兵求和，曹魏的“摘桃”路线会被堵死。即便曹休、曹仁强行南下，也得面对蜀吴暂时统一的长江防线。孙权手握水军，刘备占据巫峡，江北草地难稳；曹魏无渝州、无巴丘为立足点，其南侵难度陡增。如此看来，第三重红利便不止粮秣，而是战略安全。但这需要双方高度互信，可惜当时的刘备身陷复仇情绪，孙权则顾虑曹魏，不足以构建真正的同盟。
值得一提的是，刘备拒和还涉及个人威望。自新野转战至成都，他的胜仗大多建立在灵活联盟。一旦在复仇大旗下主动停手，士气可能下滑，这也被他本人所担忧。可惜连营惨败使威望跌落得更快。战场与政治，永远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有人问：若真谈成，糜芳、傅士仁是否活得了？答案八成是否定。叛将归来便是军法处置，收人不过是清账。刘备要的是正义叙事。至于潘濬、郝普，他们大概率重回旧职，甚至获得升迁。这样既能显示宽厚，也能用本地士绅稳定郡县。
再论长沙、桂阳。桂阳旧治雒阳，有水陆要冲，赵云当年挂虚衔守此郡。若重划边界，赵云终于名副其实。长沙则临洞庭，控制湘江入长江口，战略价值极高。刘备若拿下长沙，后续北伐便可取道洞庭、穿江夏，侧击襄阳，比汉中出子午谷风险更低。粮秣赔偿也附带交通优势：长江航线可直达江州，运粮一月即达，较汉中横山道省时三分之一。
试想一下，秭归谈判若成功，诸葛亮或许改变北伐方向，由洞庭、江夏北上，与东吴共压合肥，以牵制曹魏主力。如此蜀汉亦可减轻蜀道长途补给压力。历史当然不可能倒写，却依旧给后人留下可供推敲的线索。
不可忽略的一点：孙权本人极善权衡。若刘备提出条件合乎现实，他会拿算盘精算得失。陆逊、步骘、张昭会给出不同建议，但只要保留长江防线核心江陵、公安，孙权割让南郡、长沙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江陵与武昌彼此呼应，可守可攻。江陵更是长江中游枢纽，吴国命脉。孙权只要留得江陵，便不怕蜀汉直接东下建业。
惜乎秭归之役火势未灭，蜀军元气尽伤。刘备退守永安宫，旋即病重。章武三年四月崩逝，年整六十三岁。荆州人、城、粮的梦随之终结。孙权则在二二九年称帝，表面风光，却始终没能完全稳住西面。夷陵之后的吴蜀关系再无机会重回赤壁时代的同盟温度。
总的来说，刘备若给孙权屏风一扇，自己既能收回叛将，又能重划荆州疆界，顺带讨得百万石粮秣。这三大利益在实际政治算术中完全能实现。只可惜时势与人心交织，历史翻页，机会只会绕过犹豫。
另一种可能：若刘备与孙权握手，曹魏会怎样应对？
荆州若由蜀吴再度分治，曹丕第一步极可能在襄阳布重兵，抢先锁死汉水要口。夏侯尚或曹真被派镇守樊城，下辖张郃、徐晃，利用襄阳北岸为跳板，建浮桥连接汉江两岸，力图突入江夏。与此同时，魏国大力扩充舟师。毕竟曹操时代早已在汝南、淮水制船，曹丕只需升级舣船坞即可。
第二步是联络山越、丹阳旧部，试图搅浑东吴内部。孙权若割让长沙、桂阳，地方宗族或不服。曹魏将给这些宗族以虚衔和物资，让其牵制吴军后方。如此可迫使孙权不能全心防北，在长江防线出现缝隙。
第三步，魏国可能故技重施，伺机诱降。比方说暗示陆逊、周鲂之辈以高官厚禄，鼓动其谋立独立政权。这招曾在关中对马超生效，曹魏对东吴未必不用。
然而，曹魏所有设想都基于“一打二”的局面。如果蜀吴进入密合模式，魏军南下易陷泥潭。江南水网配合蜀中山道，两条补给线互保，魏军要想像以后那样用陆抗、羊祜形式的持久对峙，需付出更高成本。
从后勤指标看，襄阳到武昌的水程约四百三十里，三峡入川则超一千二百里。若蜀吴合作调拨舟师，共享江段码头，曹魏要打穿，仅靠陆路难以实现，水军编制不得不翻倍。魏国财政即便雄厚，也会感到吃力。这或迫使曹丕暂时转向北线对鲜卑、乌桓的经营，以养精蓄锐。
东线方面，孙权若无后顾之忧，就能更积极地经营合肥、庐江，阻断魏军渡江要点。那样一来，二二九年的东吴称帝或提前，蜀汉也能获得更稳后方，或存在两线北伐的可能——一条出洞庭、一条出汉中，形成南北夹击。诸葛亮倘若仍采联合韩信式的分进合击，魏国北方本已被辽东公孙氏牵制，局面或许真会复杂得多。
最后需要提醒，联盟的维持并不只是利益分配，更关乎两国信任。刘备与孙权旧怨深埋，荆州血债难消。即便一时修好，暗流仍在。外患当前或可暂缔盟，内心裂痕却难弥合。历史中最难计算的变量，仍是人心。若无赤壁时那种共同生死的氛围，重建同盟的地基也可能随时坍塌。因而，夷陵之后出现的诸多猜想，终究只能停留在“可能”的层面。刘备一念之差，既关闭了与孙权的谈判之门，也将蜀汉推向狭窄的巴蜀山谷，自此再无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