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陈独秀思想启蒙的起点
陈独秀于1879年10月9日诞生在长江中游交通枢纽城市——安庆。那时的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是一个弱国，正经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年轻的陈独秀决心到先进的国家去寻找救国之路。如他后来写的文章所述：“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1901年10月，陈独秀第一次出国留学便来到日本。他本想“到各国，查看一番”，结果五次都去了同一国家——日本。综观他的一生，日本是他思想启蒙的起点，无论从反面还是正面来观察，都是如此：从反面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反面刺激和教育了他；从正面来说，以后他从日本找到的政治理论学说，就是他为中国找到的救国之路，也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虽然这些政治理论学说源自于西方法兰西（民主主义）和苏维埃俄国（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他只能从日本获得。
这里说的条件限制，一是从地理上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来回费用比较低廉；二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订有互派留学生的协定，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手续简便；三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向国内翻译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中有陈独秀的朋友。这大概是陈独秀首选日本留学、以后又多次赴日的直接原因吧！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结果，实现了一个“脱亚入欧”的战略转移，即原来的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学习，转变为向欧洲学习，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全面引进欧洲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所以，反映西方各种思潮特别是批判封建思想的新思潮的论著，在日本都可以读到。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内带着对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朦胧向往来到日本留学的。
早在留学日本前的1901年，陈独秀就与江苏省苏州市出版《励学译编》的杂志社有密切联系，负责在安庆代售该杂志，并给该社“捐银三元”。该杂志还在江浙各大城市和日本等地设有代售处。安庆的代售处为：“安庆，南门内名利栈隔壁陈仲甫。”陈仲甫是陈独秀当时的姓名。《励学译编》由“励学译社”主办。他们的宗旨是仿日本，师西学，以强中国。
励学译社的人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关系十分密切。据励学译社成员包天笑回忆：“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在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委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
实际上，这些留日学生，与苏州的励志译社互为影响、互相支持，做着同样的工作。原来，当时在留日学生中也有一个“励志会”的组织，成立于1900年春，其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是一个联谊性的组织。但是，由于国难频频，政治热情也很高，经常探讨中国衰弱的原因和变革图强的出路。于是，在苏州《励学译编》创刊前4个月的1900年12月6日，同为江苏人的杨廷栋、周祖培等人就创刊了《译书汇编》，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为主，同时普及自然科学常识。日本的这些江苏留学生当时都在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学日语办的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他们边学边用，就把日文版的西方政治学说著作翻译过来（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正好适应了留学生追求学习西方先进思相想的需要。而上述苏州《励学译编》与他们不仅有通讯联系，还有业务联系，所刊译著大半译自日文，而且转载《译书汇编》上的文章。《励学译编》在东京的代售处就是《译书汇编》发行所，同时，《励学译编》还刊出代售《译书汇编》的广告。苏州吴县人周祖培不久回国后，参加了励学译社的工作。
安庆陈独秀——苏州《励学译编》——东京《译书汇编》之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考察陈独秀早期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启蒙的状况。
陈独秀首次留学日本，入“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并在这年年底参加了留学生中的“励志会”组织。但是，此会这时已经分裂成稳健派（其中有曹汝霖、章宗祥等五四运动中被批判为“卖国贼”的人）和激进派（张继等人），两派斗争剧烈，势不两立。所以，陈独秀不久便退出了。但是，他思想上因受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国民报》等影响，变得更加激进了，如他自己所述，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为“乱党”。
陈独秀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学了就用、边学边用的人。他转向革命后，急于采取行动。1902年3月他即回国，约热血青年潘赞化、柏文蔚等，在安庆藏书楼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学说的同时，陈独秀还和几位朋友模仿东京留学生的做法，组织了一个青年励志学社，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陈独秀等人反帝爱国活动遭到清政府的通缉。这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一起第二次赴日留学，进入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们成立了 “青年会”。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还合影留念。可贵的是，当时出版的《逸经》杂志刊登了这张合影照片，其中陈的面貌至今清晰可见，为他在日本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陈独秀的早期著作深受日本影响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现在发现的极为稀少的陈独秀早期著作，也与日本有关。早在1897年，陈独秀19岁时，信仰康、梁的改良主义，曾以石印本形式出版过一本名为《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整治和防务，以防内乱，御外侮。其内容与当时两位日本人研究扬子江的著作及汉译者写的序有十分相似之处。原来，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者很重视对扬子江的调查与研究。日本法学士林繁的《扬子江流域现势论》（汪国屏翻译）、日本人国府犀东的《最近扬子江之大势》（汤钊译）就是两本代表作，对长江及其两岸的地理位置、经济、政治、军事、交通、产业等情况，作了详细的阐述。两位译者见外国人对中国长江如此关注，而“吾华人固犹梦然不知”，“卧榻嚣然，任人鼾睡”，无比忧愁。对比陈独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内容和思想，可以明显看到陈独秀也受到这两本书及译者思想的强烈震撼。而这本书是目前发现的陈独秀第一部著作。1902年，在他两次去日本留学期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编辑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可以想见，这部书的内容主要是他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因为清朝政府推行锁国愚民政策，老百姓对外部世界十分无知，这部《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实为新编的“世界地理教科书”——启迪民智的教科书。
陈独秀等人组织“青年会”后的第一个反清革命行动，是惩罚清朝派驻日本监管留学生的官吏。1903年3月31日，鉴于清政府委派管理中国湖北留学生的学监姚煜协助驻日使馆官员损害留学生的政治利益和要求，借姚个人作风卑劣事，陈独秀约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抱腰，邹捧头，陈挥剪，对姚割发，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使姚威信扫地。陈、张、邹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在日本度过早期革命低潮期
1907年春，陈独秀在芜湖联络革命党人进行活动时又被追捕，不得不第三次逃亡日本，进入正则英语学校深造。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曾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往密切，但他一直没有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了由章太炎、陶冶公等中国人、幸德秋水等日本人、钵罗罕·保什等印度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该会明确宣布：“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这一组织带有亚洲民族主义者反帝反侵略联合战线的性质。但是，该会在成立后没有什么活动。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较长，约有两年半，除了在校学习外，主要是与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等大学问家切磋中西学问。
1908年秋，陈独秀回国度假。年底他又第四次留学日本。这时的陈独秀已经30岁，见到革命屡屡失败，同志纷纷牺牲，思想一度十分消极与彷徨。这在他旅游日本日光山名胜蓬瀛华严瀑布所作的诗《华严瀑布》和与苏曼殊唱和的《本事》诗中，表现得很突出，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思更加强烈。
1909年九十月间，陈独秀因兄长在沈阳病逝，回国料理丧事。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革命活动，胜利后曾一度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推行过一些改革措施，但遭到保守势力的抵制。1913年，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刺杀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暴露了独裁者的真面目。孙中山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陈独秀辅助安徽都督柏文蔚响应。但是，这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陈独秀再次被追捕和抄家，反动当局还要抓他的两个儿子顶罪，三人先后逃亡上海。这时的陈独秀眼看“百政俱废”，全国人民“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本想“以编辑为生”，亦未成功，再次陷于极度悲观之中。他在1914年6月10日给章士钊信中说：“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而其本人则“静待饿死而已”。在日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伸出援助之手，邀请他赴日帮助编辑刊物。于是，这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赴日本，也是他最后一次赴日。工作同时，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进修法语。这个选择，可能是他对“法兰西文明”情有独钟所致。
在日本产生发动中国启蒙运动的念头
陈独秀在帮助编辑《甲寅》同时，自己也写了不少诗文，痛切检讨和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探讨救国新路。10月10日，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所以，他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政府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还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物，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此文反映了他十几年来为救国、为革命奋斗又不断遭到挫折后的苦闷心理和找不到出路的牢骚发泄，同时也表示看到了探索新道路的新曙光，即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当时国人热烈讨论的“建设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改革，而在于提高国民建设现代国家的“自觉心”。但是，如何提高，他还没有想好。所以，他说了上面那些表面上看来很丧气的话。《甲寅》虽在日本编辑出版，却主要在中国国内发行。因此，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弹。不少人完全误会了他的用意，很快有十几封信投向《甲寅》，斥诘他是“狂徒”，“不知爱国，宁复为人”。实际上，正如他文中所说，他是采取“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 “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所以，这篇文章就是第二年他回国创办《新青年》发起中国伟大的启蒙运动的思想萌芽。正如胡适后来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
《甲寅》创办以来，从未受到如此大的冲击。章士钊要求陈独秀亲自作答，他却不予理睬。但是，数月以后，由于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的观点，由原来的谴责、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所以，章士钊代替他答读者问时，盛赞他是最早起来鸣叫天亮的“晨鸡”。这时，陈独秀也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找到了提高国民“自觉心”的具体办法。他对挚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1915年5月，《甲寅》移至中国国内编辑出版，同时，陈独秀妻子高君曼在上海发病，数函催返。陈独秀于6月中旬回国。从此，他再也没有去日本，一直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
陈独秀回国后，自以为找到了救国的道路，9月15日，他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因与另一杂志同名，改名为《新青年》），并以此为阵地发起新文化（启蒙）运动，唤起了国民对民主主义的向往，特别是培养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一代“新青年”。他们纷纷挣脱封建枷锁的束缚，为争个人的自由、争国家的独立富强，团结到陈独秀身边来，终于发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此基础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又转变为一个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者，领导这批青年人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来自日本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中共筹建过程中，陈独秀等最早接受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却与民主主义一样，也是来自日本。这是日本研究中共创建史的著名学者石川祯浩，在研究日本所藏中共发起人之一施存统的档案时发现的。
1920年至1921年，陈独秀于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国共产党时，有一个日本小组，其成员是施存统、周佛海。日本小组的杰出贡献是把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文章，及时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其中特别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于在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具有特殊的作用。
由于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也很混乱，凡外来思想，均称“新思潮”，多有人接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各式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鼓吹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深受工团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参与了当时盛行的“工读互助团”活动，并把互助团视为“共产主义”。这些思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列宁强调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等五人组成中共第一个发起组时，他们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纲领。据施存统回忆，是根据几本有限的马克思著作拟订出来的，其中虽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字样，但不解其意，“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施本人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外务省亚洲第一课警视总监的监控报告中，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称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
后来，施存统带着这个纲领到日本治病和留学，住在友人宫崎滔天家中。当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看到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由日本共产党员山川均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撰写的积极评价苏俄的“劳农专政”的文章后深受影响，不仅自己开始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线，还立即把此文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并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施存统以及随后去日本的周佛海，还运用这些理论，根据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不少通俗文章，通过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一是使陈独秀等人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彻底转变为列宁主义者。进而，陈独秀亲自领导了这场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运动，并且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化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比施存统后到日本的周佛海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正因如此，陈独秀在国内联络各地社会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特别要求施存统和周佛海二人成立日本小组，并继续这方面的翻译介绍工作。陈独秀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是因为他本人几年来就是在日本做这种接传“火种”的工作的。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视厅的报告称，施存统“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等交往，翻译他们著述的社会主义宣传杂志及其他印刷品，然后介绍给中国内地人”。
五四运动时，吉野作造曾邀请陈独秀访日
根据日本佐佐木か和小野信尔教授的研究发现，当时在争取民主主义问题上，日本也有一个与陈独秀相似的人物——吉野作造，他生于1878年，比陈独秀大一岁。陈独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运动“总司令”的时候，吉野也是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1916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向儒家伦理发起猛烈攻击，掀起新文化运动。吉野也在日本国内倡导彻底的议会民主主义，同时，在东亚政策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主义侵略。他是东京大学教授，不仅支持1919年3月1日爆发的朝鲜民众起义，而且在获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消息后，马上通过过去的学生李大钊，向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表明了愿意与新文化运动合作的意愿，提议东京大学师生与北京大学师生互相访问，互相支持，并特别邀请陈独秀访问日本。但是，由于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虽营救出狱，但仍受警察监视而不得不流亡上海去建立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双方合作的机会。吉野先生于1933年逝世。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被诬为“日本间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领导中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迅速壮大起来。但是，从1926年起，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由于执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又处处向国民党让步的路线，在1927年4月和7月，中共连续遭到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的镇压。陈独秀多次抵制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均遭否决，只得违心执行。然而，莫斯科又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说其是“右倾机会主义”。当他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手中看到许多文件，知道托洛茨基反对派也曾反对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更反对大革命失败后继续进行盲动主义政策，与自己的思想不谋而合，于是陈独秀便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坚决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再加上他在“中东路事件”上反对提“保卫苏联”的口号，尤其是反对正在形成的李立三左的错误，导致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3日，陈独秀当选为中国托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领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侵略中国战争。于是，陈独秀领导托派同时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反对共产国际及中共路线的活动。他还批判托派内部空喊“工人无祖国”、“没有民族斗争，只有阶级斗争”的口号、对抗日斗争采取消极态度的“极左派”。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和托派中央全体成员，因以上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被捕入狱。1937年8月，因全国抗战爆发，陈独秀获释，并转变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态度，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在武汉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曾表示欢迎陈独秀的新立场，但误以为他要回到党内，于是提出条件，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遭到陈的拒绝。这时，斯大林已经把联共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定为“外国间谍”、“反革命”。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和康生回国，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把中国托派打成“汉奸”，称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领取300元津贴的“间谍”，引起中国正义人士的强烈抗议。陈独秀则准备诉诸法庭，讨回公道。后因日军逼近武汉、陈独秀撤往四川，此案未了。王明此举本想借毛泽东准备有条件接纳陈独秀一事，打倒毛泽东，夺取中共领导权，但因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而失败。
晚年批判日本社会主义者
陈独秀到四川后，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曾写了一篇文章《告日本社会主义者》，点名批判三位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背叛“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名就是当年积极鼓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给陈以转折性影响的山川均，第二位是被陈独秀视为“日本的李大钊”、“我们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学”，第三位是铃木茂三郎。“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文章首先批判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爱国主义”，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
文章接着批判“还有班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藉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人们；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文章指出，“这种发源于背叛国际主义者‘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更是错上加错。”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的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不是立足在预先占取别国的资源上。文章以有力的数据论述“日本对外侵略战胜一次，即紧跟着军备扩张一次，工农平民生活亦即紧跟着降低一次。如果说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日本的资产阶级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质条件；那末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丰富的资源以后数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农村更加破产而不是恢复呢？”
由于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并不久攻占，陈独秀发表这篇文章时，已经流亡到中国西部的四川省。日本则在侵占了中国最发达的东北和东部地区后继续西进，企图灭亡整个中国。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一个小山村里。这时，日本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时期。漫漫长夜，何时见到祖国的黎明？他没有想到，曾经给了他许多知识和启蒙思想并使他自以为找到了救国之路的国家——日本，竟给他和他的国家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