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的一个闷热中午，临沂城南的青石巷里，徐向前与几位鲁中老乡匆匆握手，道别时只说了半句话：“山东迟早还得来。”谁也没想到，六年后，这句半玩笑半承诺的言语竟被最高统帅部重新提起，而且牵动着华东战局的神经。
转入1946年7月，山东、两淮、苏中三块根据地互成犄角，却又彼此分隔。纸面上，我军兵力并不算弱，十五万主力摆在东线，可真正扛着压力的只有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宋时轮几个指挥所。国民党方面抓住这一点，不打整体歼灭，只求各个击破。薛岳、廖耀湘、李弥三股人马一左一右一中，像剪刀似的往里掐。
陈毅看得明白，自己手里的山东野战军既要照顾鲁南，又要兼顾津浦路，一旦跑偏哪头就会出现缺口。他决定先往南扯，挑敌弱处开刀。7月19日晚，2纵、7师、8师连夜渡汶水，朝着朝阳集扑去。五千多名国民党军被一道封死在低洼稻田，山野仅付出八百伤亡便拿下首捷。
战报送抵延安，电报机嗒嗒作响。毛主席先肯定，然后一句“切忌躁进”压在后面。然而，一线已经悄悄换了方向。陈毅、宋时轮盯上泗县孤军，打算趁雨季水网，来一次十九个团的围歼。他们的算盘是：薛岳谨慎缩防，桂军却伸得太长，砍下这条手臂，敌人东线自然畏缩。
华中分局提醒：“桂军不好啃。”陈毅仍回电：“五日夜攻泗县不再变。”这封电报把冲锋号钉死。8月2日夜，雨水把阵地全泡透，手榴弹涨发不响，行军一夜前推不过三十里。毛主席第三封电报那天才到：“手里有五万机动，不妨耐心找机会。”可战斗已经开锣。
鏖战七日，泗县依旧巍然。弹药湿、水沟深，冲锋数次皆被打退。8月9日清晨，陈毅下令撤出，主力北返睢宁。翻开伤亡簿，两千余人倒在稻田。前敌部队倒吸一口凉气，连续作战后的疲惫写在每张面孔上。
张云逸、黎玉的电报几乎同一时间赶到：“鲁南十二个团直插我侧翼，请速回援。”紧接着，粟裕致电：“建议给我一个纵队，围歼高邮守军。”五线作战的味道愈发浓烈。毛主席也催：“学粟裕，以主力歼其一路。”
陈毅成了拉锯上的节点。向北、向南、向西还是就地休整？任何抉择都伴随割肉般的疼痛。延安对此格外忧心。在中央眼里，华东的局面并不是兵少，而是分散。若有一位能镇得住山东战区的主帅，陈毅便可以跳出窠臼，站到更高的位置统筹。
9月6日，延安电波再起：“准备派徐向前同志来鲁。”文末一句“请酌复”为礼貌，实际上语气里透着期待。徐向前与山东将领渊源深厚，许世友、王建安、吴瑞林这些红四方面军出身的指挥员，对他既尊重又熟悉。派他北上，好处显而易见：陈毅轻装指挥，山东阵线更稳，胶济、鲁南、淮海、苏中皆能一一呼应。
陈毅很快回电：“欢迎先前来鲁。”干脆利落，没藏半点个人得失。但纸面之外，他必须考虑战场节奏——徐向前一到，军区序列和兵力分配随之调整，磨合时间成为关键。
就在统帅部紧锣密鼓筹划调动的空档，国民党另外一把锋利的剪刀突然封喉——蒋介石命令七十四师等部隐蔽南下，以疑兵牵制山野主力，直取淮安、淮阴。山野侦察这回失手，误把主攻当助攻，白让敌人抄了后路。
9月11日凌晨，陈宋指挥所发觉不对，却被佯攻牵制，抽不出手。延安急电粟裕：“苏中主力取道水网，即刻北上。”粟裕估算路程，两百五十公里，雨水没过膝盖，快马加鞭也要二十天。他当即拍板先行赴前线，再令各纵队分批机动。
9月19日夜，粟裕赶到淮阴前敌，他同谭震林伏案研判沙盘，沉默许久才抬头：“守无意义，撤！”第二天，两淮相继腾空。守城官兵纵有不甘，也只能挥手燃毁仓库，向北转移。
战术上是后撤，战略上却把全华东的棋局重新摆平。因为这一撤，山东、两淮、苏中三支主力被自然地挤回到同一块平原，国民党想各个击破的计划反而落了空。粟裕一句“失守是歼灭战的序曲”虽然听上去硬气，却并非简单嘴硬。合兵一处的巨大红利，很快在接下来的孟良崮、涟水、泰安战役里显现。
9月20日，华中野战军率先提议合并山东野战军。三天后，毛主席表态：指挥机构也要合并，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宋时轮调离一线，由陈士榘接任参谋长。新“华东野战军”自此成形。
徐向前赴鲁的设想随之冷却。时间、空间、兵力、指挥链突然全部重排，他若此时北上，必然造成编制再次震荡，不利于日后统一行动。延安迅速修正：徐向前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主持解放山西。
细细推敲，这一次“思前想后”的终止并非权衡个人，而是权衡动员时间。九月的华东局势已经不允许再花三五周等待一位指挥员抵达后重新熟悉部队。徐向前的能力毋庸置疑，可当时比能力更重要的是“速度”与“衔接”。
值得一提的是，徐向前对此调令转折十分淡然。有传电报记录：“新任务亦好，务希速示具体方略。”短短一句话，没有半点情绪。朱德后来谈起此事，仅说：“他向来顾全局。”道理就在这八字里。
1946年末，当国民党在晋南、晋中拼杀得难解难分时，徐向前已带着新组建的兵团插向临汾、运城，为两年后的太原会战打下接应之基。若当初他赶赴山东，这条线或许要重写。
综合来看，毛主席从提议到搁置，经历不过半个月，纸面上的一次人事调动，却隐含了多重战役走势、交通条件和士气消长的考量。两淮失守，客观上让华东主力的合流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调徐向前赴鲁”与“陈粟谭合署”不可兼得，只能择其一。决策层最终选择后者，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对华东干部自我整合能力的一次信任。
回望这段细枝末节，会发现大局常常在一连串被动之中隐含主动。国民党依仗内线，试图把我军切割成孤岛，没料到失去两淮后，东线红军却如退潮后海水般汇聚为一股巨浪。用兵如用棋，从多头分散到合军并进，过程虽疼痛，结果却让华东战场迎来了新的天平倾斜点。
国共双方在华东的角力也由此跨入新的篇章：不再是拉锯，而是围歼与反围歼的对决；不是零散突击，而是体系作战的碰撞。徐向前留在太行山，陈毅、粟裕并肩淮海，时间证明，同一面棋盘上，分头走子与合兵一处并无高下之分，关键在于落子的时机与位置。此役之后，中原、西北、东北都在酝酿类似的整编与突击，历史的齿轮就这样咬合起来。
延伸：若徐向前真的北上会怎样？
假设徐向前9月中旬顺利抵达山东，最先遇到的障碍便是时钟。从太行山区到鲁南山区，他需途经冀南平原，再绕开邯郸、聊城国军重兵区，最快也要十五天。两淮已失，战线正重组，他来得及熟悉地理、兵力、干部吗？其次，序列对接并非易事。山野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混杂，大量八路军新提拔指挥员并不熟悉徐向前的指令风格。磨合期任何微小误会都可能被敌军抓住。再次，陈、粟、谭正构思合署，一旦徐加入，势必要对职权再分。合兵要讲究拳头集中，一旦层级再生调整，矛盾可能从外部战场转回内部消耗。最后，晋南防线原本由薄一波承担，兵力紧张。徐向前若离开，山西门户敞开，胡宗南随时可能北蹿，太岳、太行抗敌难度骤增。由此可见，徐向前南下并非不行，但代价极大，而当时的华东根本没有余裕承受这种波动。决策者放弃这一选项，是对整体战局权重优先级的冷静排列，也是对各战区长链条供应能力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