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曾志夫妇

相识陶铸，重逢旧友。

作者：曾志

《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乃是我国铁血柔情的革命先驱曾志，在晚年卧病榻上，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一部自传，亦是她有生之年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这部作品中，曾志深情回顾了自己的家世背景，坎坷的人生历程，婚姻与家庭生活，以及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革命领导人的交往。她详尽描绘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曾志，原名曾昭学，出生于1911年4月4日，逝世于1998年6月21日，系湖南省宜章县人士。她与陶铸结为连理，育有女儿陶斯亮。曾志曾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之职。

——编者

陶铸初识，印象不佳。

1930年10月的某日，作为厦门中心市委的秘书长，我步入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居所，邂逅了一位陌生的青年。他大约二十三四岁的年纪，身材不高，却显得干练有力。他微黑的面庞，带着几分青涩，一头浓密且硬朗的头发未经打理，浓眉下目光犀利。他身穿一件咖啡色的广东风衬衫，下配西裤与皮鞋。尽管他算不上魁梧英俊，更遑论风流倜傥，但他身上自有一股不可小觑的英姿。

罗明向我们逐一介绍，我们不禁皆愣神片刻。啊，原来他就是陶铸！

此名号，早在闽西之地便有所耳闻。那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事件，其总指挥的身份尤为引人瞩目（更有华侨青年据此创作了小说《小城春秋》，该作品于1950年代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一批在狱中获释的同志，其后转战闽西苏区。从他们的叙述中，我得知陶铸同志不仅英勇无畏，且才干非凡，因而他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正面印象。

曾志

陶铸未曾料想，那传说中的闽西苏区中，以泼辣干练著称的“母夜叉”，竟是一位白皙秀气的年轻女性，一头柔顺的秀发垂至肩头，身着简朴而得体的衣物，举止间透露出端庄之态，难怪他会如此惊讶。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让我对陶铸先前的好感荡然无存。

罗明与陶铸进行交谈，然而陶铸却坐在那里，目光投向窗外，似乎对谈话内容漠不关心。罗明感到不悦，责问道：“你能不能态度认真一点？”陶铸则毫不退让地回应：“难道我就该跪地聆听你的教诲？”这番话让罗明气愤得久久无言以对。

初次见面，陶铸并未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随着我对他的深入了解，我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不久之后，在军委书记王海萍的夫人那里，我见识到了一个与先前截然不同的陶铸。

陶铸与王海萍，乃一对情谊深厚的挚友。1928年，广州起义不幸落败，陶铸遂辗转至上海，由党中央安排，投身红四军的事业。在途径厦门之际，军委书记王海萍，鉴于陶铸曾在黄埔军校磨砺，且亲身参与过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深谙军事，实战经验丰富，遂恳切邀请他留下，投身兵运及武装斗争。起初，陶铸被安排在厦门炮台服役三个月，以图伺机发动兵变、夺取武器。后转而投身于劫狱行动。劫狱行动圆满成功后，陶铸便留在了省委军委机关工作，并与王海萍夫妇一同居住于机关之内。

昔日，王海萍受命前往闽西执行巡视指导任务，却恰逢妻子不幸患上急性腹膜炎。家境贫寒，她未能得到充分的治疗便无奈提前出院，家中生活起居亦难以自理。王海萍将妻子托付给了陶铸悉心照料，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上了前往闽西的路途。

陶铸倾注了满腔热忱，全力以赴地履行战友的托付，对王海萍患病的妻子呵护备至，温柔细腻。他日复一日地奔走于内外，掌勺烹饪，喂药喂水，即便是一些如倒尿倒屎、洗涤污物等琐事，他也始终一丝不苟，毫无怨言地承担下来。直至两个月后，王海萍终于归来。

耳闻目睹，我感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从事地下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这对原本扮演的假夫妻角色逐渐演变成了真实的伴侣。

曾志与陶铸

陶铸被捕，叛变。

1933年三月，上海中央局发出一纸通知，指示陶铸同志即刻赴上海，将另行分配其工作。与此同时，省委书记一职将由组织部部长陈之枢同志接替。

面对此次调任，陶铸虽感意外，却对背后的原因一无所知。直至一个月后，他在上海被捕入狱，方才真相大白。

“他不过是洋教条的信徒，在我看来，他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不甚了解！”巡视员朱××返回上海后，将陶铸的言论如实向负责中央工作的王明汇报。此事激怒了总书记王明，此次调动实质上是他以巧立名目为借口将陶铸免职。

陶铸当时自然无法洞悉王明的真实意图，然而，他已然预感到我们即将分道扬镳。在此之前，我们这对名义上的夫妻，竟未曾有过一段真正的相守时光。

在陶铸即将踏上旅途之际，他于一家旅馆租下了一室，我们便如同伉俪情深般，相互依偎，共同度过了那段充满甜蜜与幸福的“蜜月”时光。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旅馆的大门前依依不舍地告别，相互道出珍重之情，心中难舍难分。

起初，每周我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虽言辞简短，却洋溢着浓厚的热情。然而，在收到四五封信之后，消息突然中断，音讯全无。

二十余日之后，陈之枢莅临互济会机关，前来告知我，中央传来了消息，陶铸在上海被捕，并已叛变。

冒险寄钱救陶铸

1934年三月下旬，我竟然收到了一封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的信件，这封信是由福州的何老太太转交给我的。何家一直以来都是我与外界沟通的重要联络点。信中，陶铸写道：我已被判了刑，刑期之长，您不难想象，看来是无法重获自由了。他恳请我好好照顾母亲，尽我所能去履行孝道。他还提到，自己在狱中身体状况堪忧，如果收到我的回信，请寄往南京军人监狱一二七一号。

在陶铸遭受逮捕与拘禁的艰难时期，他巧妙地托付一位刚被释放的难友，悄无声息地带出一张仅掌心大小的残破纸片。纸片上仅以寥寥数语，记录了他的忧虑与绝望：“病情严重，住院治疗，恐无生还之望。”

纵然我对陶铸被捕及叛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现实却让我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这让我时常感到心头重压，苦闷不已。我坚信谣言的无稽，急切地期盼着关于陶铸的可靠信息。未曾想，一年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亲笔信件。

我呈上信件供叶飞审阅，双方共识明确：鉴于判处无期徒刑，陶铸并无叛变行为。我向叶飞询问，鉴于陶铸病情严重，是否可以为他寄去一些钱财，他表示予以许可。于是，我从被没收的财产中取出20元，寄往陶铸手中。

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福安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这可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悬赏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就决心去冒这个险！

在交通员的引领下，我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县城。据城中的地下党员所述，我离开后不久，县城便实行了紧急戒严，城门紧闭。警察和特务四处巡逻盘查，声称有一位女共产党员刚刚混入了城内。

数年后，陶铸在获释出狱后向我透露，从福安寄出的款项和信件竟全部抵达。彼时，他正深受肺病困扰，咳血不止，我寄去的钱财无疑是雪中送炭。他用这些钱购买了数瓶鱼肝油，病情因此得到了缓解。此外，他还购置了书籍，将牢狱生活视为求学之路，勤奋阅读了数年，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成功将其营救出狱。因此，那次冒险的确是值得的！

▲陶铸、曾志夫妇

陶铸武汉重逢

1937年9月，当我抵达武汉，自上海而来，便得知陶铸同志出狱后已在湖北工委履职。甫至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我便立刻挥毫写就一张便条，告知陶铸同志我的到来，并派人将此信送往武昌。

约莫八点钟光景，陶铸急匆匆地抵达，边喘息边滔滔不绝，竟不容我插话一句：“早上收到你的来信，我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想要渡江而来。无奈下午有会议在身，我实在是坐立难安，直至六点钟才赶到码头。然而，恰逢大风肆虐，轮渡迟迟不开，我焦急万分。所幸，轮渡最终冒险启航，谢天谢地，差点未能及时赶到！”话音未落，他忽然停顿，眼中流露出柔情，语调也似乎降低了数度：“我腹中饥肠辘辘，不如我们去寻一家餐馆用餐如何？”

我微笑着，静静地聆听他的诉说，内心既甜蜜又苦涩，情感纷繁复杂。他瘦得几乎脱形，四年的牢狱生活让他的面色苍白，双颊深陷，愈发显得眉宇间沉重，眼眸深邃。一件对襟盘扣的夹袄，挂在瘦削的骨架上，随风轻轻晃动。这哪里是二十八岁的青年模样，四十岁或许更为贴切。然而，倾听他的话语，观察他的眼神，他依旧保持着那份热情洋溢、敏锐犀利、如火般的陶铸精神。

漫步于街头，他屡次侧目凝视，上下打量我，仿佛初见，又似欲饱览。我因他的目光而感到尴尬，不禁嗔怪道：“你这是怎么了？”他笑着回应：“真的是你吗？难道是在梦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宛如孩童。他提及：“我出狱的第一时间就给你写了信，寄往你母亲处，二十余日音讯全无，令我焦虑不已。没想到，此刻你竟出现在我面前，简直如同梦境。”突然又想起什么，他哈哈大笑：“那时我们正开会，突然收到你的信，我顿时心神不宁。钱瑛大姐还开玩笑说，曾志来了，陶铸兴奋得连汗毛都竖起来了！”

“是上海党组织推荐我去延安的。”他诚恳地劝我说：“还是留下来吧，我会向郭述申同志（省工委书记）提出你的请求！”

陶铸与曽志

在深夜时分，陶铸说道：“当前无法渡江，便在此处安顿下来吧！”翌日清晨，他再次返回武昌。

第三日的晨曦初露，我刚刚洗漱完毕，郭述申便已抵达。依照组织的安排，我决定留在武汉，省工委亦正式任命我担任省妇委的书记一职。

陶铸、李克农“三岔口”

我与陶铸在汉口租赁了一处位于楼上的住所，而厨房则设在楼下，系与他人共享。

凌晨两点钟，陶铸仍未归家。至两点半，楼下的敲门声打破了寂静，我匆忙下楼应门。陶铸未语一声，怒气冲冲地登上楼梯。我欲上前询问，却见他的额头鼓起一个如核桃般大小的肿块。“是遭遇了特务的袭击？”我焦急地询问。他冷哼一声，怒气未消地说：“我与长江局的李克农发生了争执！”

我猛地一惊：这不正是所谓“自家人不识自家人”的尴尬场面吗！众所周知，在营救陶铸等同志出狱的过程中，李克农贡献了极大的力量。陶铸同志出狱后，曾前往办事处，意图与李克农会面，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却不料李克农恰巧外出，未能如愿相见。自此，两人便一直未曾相识。

陶铸风风火火地来到长江局，拜访周恩来。他素来性情急躁，因此一路噔噔噔地奔上楼去。不料，楼梯口突然冒出一个人影，他声色俱厉地喝道：“何人？站住！”陶铸见对方如此凶狠，心中不悦，便回以一句：“你这人官僚作风，瞎嚷嚷什么！”话音未落，那人已挥拳朝他袭来。陶铸虽未受伤，却也毫不示弱，随手一掌，将那人的眼镜击落，摔得粉碎。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从楼梯打到楼下客厅，仍旧不肯罢休。

周恩来闻声疾步而出，厉声质问道：“尔等何事喧哗？”对方愤愤不平地回应：“有人竟敢强行登楼！”周恩来定睛一看，原来是陶铸，于是他转向陶铸说道：“这位是李克农！”两人这才止住了争执。然而，双方仍心怀不满，一人愤慨道：“他竟不报姓名！”另一人则辩解道：“是他率先出手伤人！”

两位年轻气盛的高级干部演绎的这一出好戏，55年后，在《陶铸传》一书中被作者戏谑地称作“三岔口”。自此，每逢陶铸与李克农重逢，谈及此事，总是喜形于色，笑声不断。

在武汉沦陷之际，我们又一次不得不别离。陶铸奔赴鄂中，而我则踏上了鄂西的土地。

1939年12月，我抵达了延安。翌年5月，陶铸亦自鄂中辗转至重庆，最终同样抵达了延安。随着抗战的胜利，我与陶铸一同投身东北的战斗。

陶铸、曾志与陶斯亮三人在1966年3月定格下了这最后的全家合影。

在“文革”动荡年代，我家庭不幸蒙受了灾难，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因冤屈而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