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的浮沉十

五颜六色天空

1996年1月，姚文元结束了漫长的狱中生涯，步出牢笼。他立于那间曾囚禁他十数载的牢房之中，环顾四周，不禁长叹一声。随即便缓缓地褪去身上的囚服，换上了家人早已备好的崭新中山装。

警监推开沉重的大门，姚文元向警监道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多亏了你们。”警监语气坚定地回应：“无需多礼，希望你归家后能深思，切勿再行不轨之举。”姚文元连连点头，语气谦逊地说：“说得极是，极是！”

他手提着在狱中积攒的随身物品，随狱警步入了监狱的办公区，顺利完成出狱的各项手续。当明媚的阳光映入眼帘，他心中涌起一股喜悦，朝着监狱大门迈出了步伐。此时，家中的亲人们已在大门前热切地等待着，迎接他的归来。

姚文元，在亲友的陪伴下，手提物品抵达北京火车站，着手购买返回上海的火车票。往昔，他出行时总有一众随从簇拥，而此刻，他却置身于购票队伍之中，刻意将帽子压得低垂，唯恐被人认出。

火车在上海火车站缓缓停下，姚文元迈步下车，目光触及到久违的妻子金英，不禁泪盈于眶。他不由得长长地叹息一声：“唉，真是恍若隔世，十年的时光如梦一场啊！”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此刻心中疑虑重重，然而他亦不欲错失晋升为“常委”的良机。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先与张春桥商讨，以进一步核实情况。于是，他前往张春桥的住所，了解到张春桥亦收到了同样的会议通知。

“你为何不能参与其中呢？现虽非常委，但回顾十年前，你甚至非中央委员之列。然而，如今你已在政治局履职多年，事务的发展本就是不断演进的过程。”

随后，张春桥伸出数指，言道：“这四个怎么样？毕竟是个单数为宜。”姚文元得知此次会议并未邀请江青出席，心中稍感宽慰。

姚文元、纪登奎、华国锋

在这种错综复杂且充满忧虑的氛围中，姚文元于7点40分驾车离家，赶往怀仁堂参加会议。他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抵达会场的人。他被引至东廊的休息室等候。此刻，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步入室内，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策。

在宣读完毕后，他并未如王洪文那般凶狠地向对方猛扑，而是展现出一种平静的态度，既未进行反抗，亦未提出争辩，仅轻声吐出“走吧”二字。早已严阵以待的行动人员，此刻却发现自己无从施展，只得引领姚文元步出大门。

无疑，在林彪、江青这两大反革命集团中，接受审判的十名主犯中，无人具备姚文元那等卓越的“辩护技艺”，更无人敢于在法庭之上，公然将自身所犯之罪归结为“工作职责”而已。

关于此事，林彪一伙擅长舞枪弄棒的无需多言，即便是惯于挥毫泼墨的姚文元，在此刻亦显得逊色不少。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指出：

“……姚文元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对陈丕显、曹获秋等人进行诬陷与迫害，目的在于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将上海打造为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据点。这并非工作职责使然，而是他们预谋犯下的罪行。”

在公诉人陈述完毕之后，审判长转向辩护律师，询问对方是否对被告人尚有疑问。担任姚文元辩护人的是韩学章女士，她是一位精通法律的女律师。

韩学章质询姚文元：“你指控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同志为叛徒，这是与张春桥如何商议的结果？又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姚文元堪称一位“智者”，立足于个人立场，对辩护人抛出的问题回应道：

“至于曹荻秋之事，我未曾与张春桥就此事进行过单独的交流……在处理叛徒问题上，我未曾指使他人进行策划，亦未曾有意让他们被定性为叛徒……我曾在文件上画过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意对他进行迫害。然而，将他定性为叛徒是不正确的，对此我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精于文字游戏的姚文元此番运用了数个颇具特色的程度副词。谈及与张春桥共谋陷害曹荻秋一事时，他声称“我并没有与张春桥特意谈论过”，其中“特意”两字颇值得细细品味。

换个视角来看，他并未否认曾涉及对曹荻秋的迫害行为。虽然他提及过相关话题，但并非专门讨论，因此不能认定他有蓄意迫害的意图。在常规工作中提及此事，如何能构成定罪依据呢？

再者，他声称“并无故意意图对他进行迫害”，其中“一定”的使用显得颇为谨慎。毕竟，迫害已然成为既成事实，但不过是被“划定了范围”，仅是一般的职场纠纷，并非他“必然”如此行事。如此一来，罪行的性质自然也就有所区别。

最终，他仅承认“对此事负有责任”。在原上海市委受张春桥操控之际，马天水等人掌控了由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旨在诬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在向中央上报之前，该报告首先被直接送往北京，交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审阅。经过他们的审查与圈阅，并按照他们设定的基调进行修改，方才得以正式上报至党中央。

显而易见，无论姚文元如何狡辩，其在陷害陈丕显、曹荻秋，以及参与篡夺上海市委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中所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抵赖的。特别法庭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入狱之际，他并未如江青那般喧哗吵闹，亦非张春桥那般缄默不语。他总是刻意展现出一种老实改造的姿态，日复一日地读书看报、撰写检讨、分享个人感悟，力图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划清界限。

此外，为了彰显积极态度，他依据报载信息，频繁向狱方提议诸多关乎国家大事的建议，并坚持要求其转呈中央政治局。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目睹报纸上宣称全国人民生活富足，家家户户丰衣足食，许多家庭过年时竞相享用大米白面时，便向监狱管理部门提出质疑，如此做法实不可取。他担忧，若持续数年，粮食将面临匮乏之虞。他强调，必须制定计划，发放票证以实施限制。他恳请监狱方面火速将此意见转达给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并提醒他们，我们仍需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对粮食资源必须进行合理规划，切不可无节制地挥霍。

姚文元和张春桥

服刑期间，姚文元亦遭遇了家庭纷扰，即财产继承的争执。其父姚蓬子不幸离世，遗留下一笔遗产。1986年，母亲周文修为争夺姚蓬子的遗产，家中风波迭起，最终不得不由姚文元这位亲生儿子作出决断。

终于，消息传达到了正在服刑的姚文元耳中。此刻，他渴望的唯有自由，对物质财富的执着早已淡薄。于是，他致信妻子，动员她在这一事件上对母亲予以宽容。得益于姚文元的灵活应对，这场闹至监狱的家事最终得以平息。

200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简短不过百字的新闻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姚文元，不幸因糖尿病并发症于2005年12月23日逝世。”

姚文元，一位74岁男性，于1981年，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月，其刑期圆满结束，得以重获自由。

姚文元为“四人帮”最后逝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