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飞写的回忆录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提到，1948年3月，在濮阳训练的时候，朱老总对华东野战军讲话时说，俘虏的人太多。叶飞回答说，就算全靠这些俘虏，我们也能赢得胜利。
经过深入思考，人们不禁疑问：虽然国共两军的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而且国民党的装备和训练似乎更胜一筹，为何这些优势在战场上却没有转化为胜利？同样的士兵，在国民党军队中为何显得难以获胜？
这篇文章不会讨论大家都知道的政治和人心等问题，而是会集中精力从军事角度进行细致分析。
一、最强悍的军队
有些人说，到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的军队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这话没错，但在1947年底之前，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人数和战斗力还是领先的。国民党的一些主力部队曾多次给我们造成损失。比如邱胡兵团，它由第5军、整编11师和其他一些部队组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作战集团。
1946年8月，王敬久兵团首次以完整的队伍亮相，这个兵团是由国民党军队组建的，手下有第5军、整编11师、新21旅和整编75师。他们的主要作战区域集中在徐州和鲁西南一带。
这两支军队曾经多次合作，共同参与战斗，在战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龙凤战役和土山集战役尤为突出，是合作的典范。
龙凤集战役发生在1946年9月到10月，由刘伯承将军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2、第3、第6、第7纵队，一共约有五万多人，与胡琏指挥的整编第11师以及邱清泉的第5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根据参与战斗的邱、胡两军士兵的回忆，双方的总兵力约为七万五千人，但各自都缺少一个师级编制。邱清泉的第5军缺少第200师，而胡琏的第11师缺少整编第18旅，所以两军的实际总兵力大约在五万人左右。
刘伯承指挥的数个主力纵队刚参加了定陶之战，损失了超过一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短暂休整，部队努力恢复战斗力。随后，冀鲁豫军区的独立旅也被调入支援，此时的总兵力勉强略多于邱胡两军。
晋冀鲁豫野战军虽然没有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巧妙利用了邱清泉和胡琏两部未能协同作战的空隙——实际上，这个空隙只有20华里远。凭借两个纵队的顽强抵抗，成功抵挡住了邱清泉第五军的猛烈攻势。同时，其他三个纵队和独立旅合力包围了整11师。
接下来的章节会详细介绍战斗的具体情况，这里只简单说一下。邱清泉的部队多次攻击陈再道领导的第二纵队第五旅的防线，但都没有成功，长时间攻打龙堌集也没有拿下，更没能与胡琏的部队会合。与此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围攻张凤集（现在的章缝镇）也没有达到目的。双方形成僵持状态，刘伯承考虑到不想陷入无意义的消耗战，于是决定主动撤退。
这次战斗，我们并没有完全打败胡琏的部队，而历史上说重创第5军，其实有点夸大了。我们这边损失超过了4300人，加上邱、胡两方的伤亡总数大约是5000人，双方的损失差不多。
1947年9月末，一场重要的战斗在土山集展开。在这场战斗中，由粟裕将军指挥的我军集结了华野的五个纵队，对土山集附近的胡琏第11师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邱清泉的第5军也前来增援。我军的围攻力量达到了五个纵队，人数超过十万，但进攻的策略还不够精细。虽然在沙土集的战斗中我们取得了胜利，但在与胡琏部队的对抗中，我们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行动受到很大限制。
最近，华东野战军在南麻战役中遇到了进攻难题，损失惨重。这主要是因为南麻位于山区，地形对防守方有利，加上突然的大雨，影响了他们的爆破行动。相比之下，土山集地势平坦，本没有险要的地势可以依赖，但胡琏却能在平地上巧妙地建立坚固的防御，充分利用了自己擅长防守和使用火炮的特长，让华东野战军的五支主力部队感到棘手。显然，如果没有邱清泉率领的第5军及时支援，整11师的情况会更加危险，持续受到包围的威胁。
这两支勇敢的部队如果联合起来，即使还没有使出全力，也能够以少胜多，打败我的几倍共军部队。
虽然那两次战斗还算过得去，但后来很少见到邱胡两人合作打仗，所以也就不再出现让刘、粟两位首长避之不及的场面。难道蒋介石的国防部和参谋总部对此毫无察觉，不知道这两支部队的强大？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两大高手不能联手？
二、邱胡们都去哪儿了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国军装备的美械部队总共只有13个，其中5个主力部队特别突出。这些主力部队通常被看作是进攻阵线的尖兵、核心力量和骨干，人们常把它们比喻为“硬核桃”，用来应对解放军的分割包围战术。
许多普通部队需要依靠五大主力和美国装备的部队支援才能作战，所以，我们不能轻易把五大主力集中起来一起进攻。
表面看挺有道理，但其实不是最好的办法。
咱们国家的军队里，好兵和差兵之间的差距很大。在采取强兵帮助弱兵的方法时，这对讲究纪律和统一行动的军队来说还能行得通。不过，我们国家的军队中，差不多有一半的部队是从过去的军阀队伍演变来的。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只占到了18.5%。即使抗战胜利后，蒋系军队虽然扩大了一些，但也只达到了44.7%，其他杂牌军还是占据了大多数，超过了一半的数量。
各个战场的局势各不相同，华东、西北和东北等战区，中央军占据大多数。尤其在东北战场上，中央军在刚开始时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指挥的中央军占据主流，辅之以西北的地方军队——陕军。而马家军则主要聚集在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
在华东和中原的战场上，中央的主要部队需要带领其他各路军队一起战斗。但是，中央军内部有像能土木、顾、何这样的不同政治派系，这些派系之间的互相制约大大削弱了各支部队的力量，导致无法完全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这两支主力部队联合起来，再搭配几支辅助部队，能不能顶得住华东野战军或者晋冀鲁豫野战军全军的进攻呢？
咱们来举几个例子看看。
首段讲述的是整编第11师中第18旅的英勇事迹。1946年夏季的7月，该旅从汉口出发，乘坐火车前往徐州，途中经过开封。当时，晋冀鲁豫野战部队正在对开封展开猛烈攻势。18旅的前锋团——53团，在团长尹俊的果断指挥下，决定临时下车投入战斗。面对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夹击，敌军不得不放弃围城计划，撤退而去。原本并无支援开封任务的53团，却能主动下车参战，这种积极的精神和坚定的斗志，确实值得称颂。
第二个重点是整11师的战斗能力。这支军队曾经被刘伯承将军带领的3、6、7纵队包围在张凤集。在我们的防御作战中，我们通常会把主力部队放在阵地前面。比如说，2纵队在龙堌集阻击邱清泉的第5军时，他们的首要策略也是这么安排的。
刘伯承亲临前线后，对陈再道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调整，要求采取纵深防御策略，层层布防。这一战术后来证明效果显著。但在攻打整11师阵地时，他依然沿用了之前的思路，认为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会部署在第一线。直到进攻开始，他才意识到外围阵地战只是整个战斗的开始。胡琏在村里巧妙地指挥着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一旦有机会，就能迅速发起反击。整11师的各级指挥官都有强烈的反击意识，不是被动防御，这让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进攻中感到很大压力，占领的阵地经常在整11师的反攻下被夺回。
第三点要讲的是11师的灵活应对能力。由于团级单位人员减少，兵力不足，在龙凤战役开始前，该师新组建了一个战斗团。这个战斗团是由三个师旅的直属工兵营合并而成，由118旅副旅长王靖之负责指挥，驻扎在曹家垓。这个地方离胡琏师部只有两公里远，成了防御线上相对较弱的一个环节。
刘伯承在观察突击战斗时，发现敌方存在明显短板，判断这个团的战斗力并不强。于是，他果断指挥部队发起猛烈进攻。这种战术，正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抓住敌人的弱点，趁势追击，逐步扩大战场的打击范围。胡琏得知这里受到了针对性的攻击，尽管师部处境危急，却并没有慌张。他还特别夸奖了上校作战科长陈家珍，对刘伯承出色的情报工作表示佩服，称赞他竟然能够准确找到11师防御中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
王靖之带着他的部队坚持战斗，直到拂晓，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进攻才被打住。这时，敌机又来空袭，我们不得不撤退。整11师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很多激战，这种出色的应变能力是通过实战锻炼出来的，和一般的二流部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整编十一师在土山集坚守阵地，顽强抵抗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的进攻。他们采取了和张凤集战役类似的战术，逐屋逐村进行防御。利用华东野战军战术简单、只知强攻的特点，我军成功打击了对方，迫使粟裕将军不得不改变原先的围歼计划。
在攻打土山集的时候，华野可能显露出了战术上的不足，但在攻打张凤集时，刘伯承将军指挥得当，把所有可用的兵力都部署到了最关键的位置。118旅的防线几乎崩溃，整个11师的指挥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尽管战斗异常激烈，但整个11师仍然稳如泰山。如果将这两支部队合并起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可以在1947年与晋冀鲁豫军或华野的主要部队一决高下。
邱清泉的第5军和胡军的合作没有持续太久。龙凤战役结束后，邱军继续在鲁西南地区作战，先后攻克了嘉祥、巨野、鄄城等地。随后，他们渡过黄河，向豫北进军，在那里投入战斗。不久之后，又返回鲁西南。1947年春夏之交，他们参与了沂蒙山区的作战行动。在孟良崮战役期间，他们远在莱芜为其他部队提供支援和配合。后来，在土山集地区，他们曾短暂与整11师合作。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鲁豫边界地区作战。直到淮海战役爆发前夕，他们才正式纳入徐州剿总序列。
第十一师多次承担灭火任务，继鲁西南战役之后，他们转战到苏北，并投入到沂蒙山区的战斗中。之后，部队又在鲁中地区进行了扫荡行动，在南麻和土山集连续取得胜利。不久，又被调往大别山，追击刘邓大军。在淮海战役爆发前，该师正式归入华中剿总序列。
东北也有类似的问题。
国民革命军没有把主要的力量集中在一起，他们在东北的安排也是这样。
新1军和新6军联手作战时，在东北战场上几乎无人能敌。但从第二次四平战役后，这两支强军各自行动，连下属部队也分散开来，这导致他们原有的优势慢慢消失，也让东北民主联军有机会各个击破。
当我们今天回望过去，很容易就能发现那种方法存在很大问题。但为什么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会采取这样的战术呢？
不能简单地用一个“蠢”字来概括问题。问题出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派系争斗是主观问题的主要根源。在国民党的政治体系中，派系矛盾重重，互相牵制，不允许别人出风头，这种问题难以根除。这种现象也蔓延到了军队，将领们往往宁愿同归于尽，也不愿看到友军受损。因此，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将一些原本纯粹的军事问题错误地归因于派系斗争。
比如龙凤之争。当胡琏面对刘伯承的强大攻势时，他迅速发报，希望邱清泉能来支援。但邱清泉和胡琏之间的电话线已经被炸断了，胡琏决定冒险用无线电台联系邱清泉，请求派兵增援。邱清泉批评胡琏胆小，说他不配做黄埔军校的学生。胡琏反驳说邱清泉自私，只想着保存自己的力量。陈诚听说此事后，担心自己的部队受损，立刻通过徐州总司令部发报给邱清泉，命令他必须增援。陈诚也觉得邱清泉是在等待机会。
其实，通过阅读参战将领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整11师受到了来自各个方向的攻击，但很多情况实际上是刘伯承使用了疑兵之计。由于参战的人数有限，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部署主力部队。随着时间的进展，整11师的士兵们也开始逐渐发现了这一点。
邱清泉确实有点忽视了救援友军的习惯，但第5军并没有虚张声势，他们实际上在积极作战。胡琏批评邱清泉只用45师参战，而把96师放在待命状态，这种指责有点苛刻。第5军正处于进攻状态，在紧张的战场上，很难迅速准确地判断敌人的兵力，保留一些预备力量是很正常的事情。尽管邱清泉保留的预备队有点多，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派系偏见。
各级将领都把个人派系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两支实力相近的部队合作时，往往因为互相不服气而难以协同作战。如果将精锐部队与二流部队搭配，即使二流部队心里不乐意，也必须忍耐。大家齐心协力，只为支援精锐部队作战，依赖实力上的差距来抑制派系偏见，这其实是一种牺牲整体战斗力，以减少内部矛盾的做法。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思路更多集中在占领城市和地盘上，而不是直接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在政治方面，由于党组织不够严密，基层力量薄弱，导致对乡村地区的控制力不足，这部分内容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部分。进一步说到军事上，由于地方政府无法深入基层，只能依靠军队来执行作战任务，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如果在1947年的下半年，国民党军队仍然保持其最强的力量，集中所有力量发起大规模进攻，不再在意每座城市和每片土地的得失，紧紧追赶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主要部队，那么当时的战争局势可能会完全不同。
华野在七月实行分兵后，为国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然而，国军却跟在后面，邱清泉等部与华野西兵团在豫皖苏地区纠缠，范汉杰则率领胶东兵团对抗许谭兵团。如果忽略胶东，将主力全数调往豫皖苏，紧追粟裕不放，使其无法在豫皖苏建立根据地，即便无法彻底摧毁华野主力，至少也能破坏其根据地的生存基础，限制其主力规模，甚至消灭几个纵队，这个计策一定能取得成功。
国军的决策层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观念很难改变，尤其是观念的更新特别难。即使在淮海战役前，国军也有所调整，从单纯攻城掠地的思维方式中稍微转变，组建了一些跨地域的主力兵团。但其战略核心还是以保护大城市为主。这种布局怎么能与解放军那种灵活多变、高效作战的战术相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