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中共早期工运为何要拜青帮为师？黄金荣杜月笙曾是“盟友”，最终如何成了“四一二”屠杀的帮凶？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旧中国复杂的帮会社团势力中生存、发展，以及他们之间从被迫合作到公开决裂的三十年恩怨纠葛。

在中共成立之初，工人运动是革命的重中之重，然而当时的上海滩，绝大多数产业工人依附于各类帮会社团，尤其是青帮。要发动工人，就绕不开这些江湖势力。这使得中共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充满风险的“江湖策略”。

陈独秀为何说青帮老头子的命令“强过工部局”？ 帮会势力对上海滩的垄断到底有多恐怖？

李立三、顾顺章、李克农等中共早期骨干，为何曾被迫加入青帮？ 拜师“老头子”是屈服还是策略？

中共成功领导的“三月起义”背后，青帮大佬杜月笙、黄金荣贡献了哪些关键助力？ 他们的合作基础是什么？

为何短短21天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迅速瓦解？ “四一二”政变中，青帮大佬如何转身成为中共的“刽子手”？

在隐蔽战线中，中共情报人员如何继续利用帮会势力获取情报？ 这种“刀尖上的合作”最终如何终结？

今天，咱们就通过多位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史料，深入这场中共与青帮之间错综复杂、充满张力的恩怨史。

第一章：旧上海滩的生存困境：陈独秀为何说“青帮比别的团体都大”？

要理解中共与帮会的纠葛，必须先看清青帮在旧上海的庞大势力和生存基础。

帮会垄断：工人生存的唯一门槛

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与工业的核心枢纽，拥有大量产业工人。然而，工厂的包工制度几乎被青帮势力彻底垄断 . 工头与监工多是青帮小头目，他们控制着工人的招募、工资和工作机会。

这意味着，工人若不加入帮会，便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只能被排斥在生存门槛之外。对于中共而言，要进入工厂、组织工会、开展革命，就必须先突破这层帮会的铜墙铁壁。

中共主要创建人之一的陈独秀，曾精准指出青帮的庞大影响力：“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它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

早期党员的“水土不服”与无奈

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队伍多为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擅长登台宣讲、撰写文章，但对这种复杂的江湖社会毫无经验。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坦言，工作初期困难重重，其中青红帮是最难应对的势力。他们曾计划安排同志加入青红帮开展工作，但同志们没人能放下身段去学习帮会的清规戒律，更难找到跻身其中的门路。

组织工会、发动工人离不开青帮的协助，就连组织罢工也需获得帮会许可。1925年领导上海日商纱厂“二月罢工”的邓中夏烈士回忆：“当时不少有影响力的工人领袖都隶属于青红帮，背后有 ' 老头子 ' 撑腰。罢工期间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必要时还要邀帮会头目饮茶，以 ' 江湖义气 ' 作为沟通纽带。”这种以帮会规则争取合作的方式，成为早期工运的特殊策略。

第二章：李立三的“江湖策略”：中共骨干为何“拜师”青帮大佬？

面对帮会的强大阻碍，中共很快意识到，必须采取“打入内部”的策略，用江湖的方式解决江湖问题。

李立三的“曲线救国”与拜师

1924年秋，李立三来到上海主持工运，他借鉴了在安源煤矿应对红帮的经验，提出将阶级斗争思想引入青帮内部的新策略。

李立三在工人中树立起极高威信，这引起了青帮通字辈成员常玉清的注意。这位在上海经营浴室的帮会头目，主动提出愿收李立三为徒。李立三审时度势接受邀请，经党组织批准后正式拜常玉清为 "老头子"。

凭借这一身份，李立三广泛联络工人，迅速与青帮成员建立起密切联系，为在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打开了突破口。

隐蔽战线的身份掩护

李立三的例子并非孤例。在那个特殊时期，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普及党的主张、开展工作，不少中共成员曾加入过帮会组织。

早期的顾顺章入党之前就加入了青帮；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重要领导人李克农，早期在芜湖开展工作时亦加入过青帮；

后来的战争岁月里，在隐蔽战线，许多情报人员为了更容易隐藏身份和开展情报工作，也发展帮会分子或以帮会分子为身份掩护。

这是革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无奈与妥协，是革命者为获取生存和发展空间而采取的“刀尖上的舞蹈”。

中共“一大”与程子卿的“误闯”

即便是在上海召开的中共里程碑会议的“一大”，也曾因为青帮分子、巡捕房包打听程子卿的“误闯”侦查而引起警觉，最终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上继续 . 程子卿当时还是黄金荣的把兄弟，是租界当局利用帮会势力渗透革命活动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章：三月起义的合作：黄金荣杜月笙曾是中共的“盟友”？

中共与青帮的合作，在1927年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达到了顶峰，成为了革命史上的一个特殊画面。

汪寿华的联络与杜月笙的斡旋

1926年10月，已加入青帮的中共党员汪寿华接替李立三，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席。他遵照中央指示，将联络青帮上层作为工作重点，与杜月笙建立起常态化的实质性联系。

起义前夕，中共领导的工会武装控制上海已成定局。青帮大佬们看准时机，选择了与中共合作。汪寿华向周恩来汇报：“杜月笙请求我们协助，希望暂不提及鸦片问题，并愿将所有青红帮力量重新组织后交由我党指挥。”

帮会的切实助力：资金、情报与庇护

客观而言，黄金荣、杜月笙在此阶段确实给予中共切实帮助。

帮会为中共支持的工会提供资金援助；

杜月笙奔走斡旋释放被关押工人；

及时通报军阀企图逮捕罗亦农、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的机密情报；

学运领袖林钧在租界内的藏身与活动，也得到杜月笙的庇护。

实事求是地说，中共能在两天内领导5000名工人纠察队成功武装控制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青帮的助力不可或缺。在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上海临时政府常委合影中，青帮头目王汉良与汪寿华、顾顺章等中共领导人并肩而立，定格了这一特殊合作时期的历史画面。

第四章：“四一二”血仇：利益冲突与帮会大佬的“反水”

然而，这种脆弱的合作的裂痕在起义胜利后迅速扩大，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决裂。

底线冲突：触碰青帮的核心利益

合作的基础是“共同反北洋军阀”，而裂痕的产生，则是因为核心利益的不可调和。中共推行的政策，触碰了青帮的生命线：

工人整顿帮会工头： 罢工结束后，中共控制的行动小组开始针对青帮工头与监工采取行动。史料记载，短时间内多名工头遇袭身亡或被工人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整顿包工制度： 中共开始整顿断绝青帮财路的包工制度，彻底激化了双方矛盾。

以共产国际为指导、以苏共为榜样的中共，始终无法认同帮会的江湖属性与利益逻辑，而青帮则无法接受中共对其权力、财源的彻底颠覆。

青帮的“反水”：投靠蒋介石的血腥盟约

1927年3月，蒋介石已公开流露出反共倾向，并在抵达上海后，立即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青帮这股隐藏的第三势力，最终选择与蒋介石结盟，以换取鸦片贸易等核心利益的官方庇护。

蒋介石抵达上海后，立即与青帮巨头会面，并派与帮会渊源深厚的陈群、杨虎、王柏龄赶赴上海制定反共计划，其中陈群、杨虎均为青帮通字辈成员。

1927年4月11日晚，大屠杀爆发前夜，青帮大佬们与陈群、杨虎等人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天结盟，决定对中共工人武装进行屠杀。

汪寿华的牺牲与血腥一夜

在决裂前夕，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汪寿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赴杜月笙的“鸿门宴”。尽管总工会内部极力劝阻，但汪寿华仍抱有“江湖义气”的幻想。

当晚8时，杜月笙手下“四大金刚”在宴后将汪寿华秘密处决。随后，杜月笙亲自斡旋，获得租界默许，其部下可从法租界穿越公共租界，向闸北的中共工人武装发动进攻。

1927年4月12日凌晨2时，数百名臂缠工字符袖章的青帮暴徒冒充工人，冲出租界进攻工人纠察队据点。在帮会暴徒与国民党军警的联合绞杀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上海工人运动自此陷入低谷 .

第五章：隐蔽战线的延续：刀尖上的合作与最终的终结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与青帮结下深怨，但在抗战期间以及解放前夕，这种“选择性合作”在隐蔽战线中仍在继续。

潜伏与统战：帮会通道的利用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地下秘密组织为生存发展，仍需在刀尖上与帮会展开合作。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重要领导人李克农，早年间便有加入青帮的经历。

潘汉年、吴克坚、许建国等领导的南方情报系统，更是多次依托青帮社团完成情报获取、统战策反等关键任务。

抗战时期，中共在上海船厂、机器厂成功发展多名工头入党，而法电公司近300名技术工人在中共与青帮首领的双重影响下加入帮会，成为中共在法电系统发动斗争的核心力量。

这一时期，中共秘密成立 "帮会运动委员会"，专门开展 "帮运" 工作。上海的帮运工作据点就设在有 "江北皇帝" 之称的青帮通字辈成员顾竹轩的天蟾舞台经理室，顾竹轩的亲侄子顾叔平就是帮运委员会的委员。这种利用旧关系、建立新联系的统战策略，为中共在上海的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

历史的终结：改造与安置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曾参与“四一二”政变的杨虎选择投诚，长期与中共合作的“江北皇帝”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洪门元老司徒美堂更是登上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对于帮会问题，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解决根源： 帮会普通成员多为底层穷苦民众，解决帮会问题的核心在于从根源上解决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

瓦解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建立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大规模解决就业问题，让广大民众获得稳定保障，使帮会的互助抗暴功能彻底瓦解。

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帮会自行解散，对罪大恶极的帮会头目予以惩处，对普通成员则通过安置就业、思想教育帮助他们回归劳动群体。失去群众基础的帮会头目无力与新生政权抗衡。延续数十年的帮会问题在新中国的治理下彻底终结，那些交织着血与火的恩怨纠葛，最终成为历史的一页。#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