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历经十多年努力，将原本贫困落后、远近皆知的大邱庄，转变为中国的首富村，其成就显著。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禹作敏的性格逐渐发生变化，他变得越来越自大。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其行为愈发嚣张，几乎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最终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当一个人达到重大成就时，往往容易滋生自满情绪，甚至变得肆无忌惮，这反映了人性中的弱点。遗憾的是，即便是成就斐然的禹作敏，也未能幸免于这种弱点。在禹作敏取得显著成功后，他视自己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对于在个人事务上持异议者，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压制。
1982年，禹作敏的不良行为首次显露，他指挥村民擅自采取大港水库的芦苇，随后这一行为被人举报，引起了县委调查组的注意并展开调查。很快，禹作敏得知是大邱庄学校的校长李炳凯透露的信息，随即采取报复行动：首先免去了李炳凯的校长职位，并随后派遣手下在夜晚前往李家进行暴力攻击。
李炳凯夫妇遭受暴力袭击，就连他们尚不满两岁的儿子，在睡梦中也被禹作敏的手下粗暴地从床上拽到地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恐惧，李炳凯一家惊恐万分，不得不趁着夜色逃离大邱庄，最终在静海县大屯村安顿下来。就连县委派来的调查清查小组，在面对禹作敏时也未能取得进展。清查小组入驻大邱庄后，禹作敏对他们的到来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禹作敏每日指令干部与民众轮流前往清查小组驻扎地进行言语攻击，更有甚者，直接以刀具恐吓清查小组成员。同时，清查小组驻地的门窗也遭到了不明身份者投掷砖块的破坏。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清查小组成员感到极度恐慌，以至于忽略了县委的指示，纷纷丢弃个人物品，于夜晚匆忙撤离至县城。
提及大邱庄，它不过是静海县蔡公庄乡内一个普通的行政村。然而，禹作敏对于县乡领导的态度颇为轻视，即便是天津市副职领导的指示，他也毫不在意。他认为这些官员皆是平庸无能之辈，唯有自己最为高明。另一事件发生在1988年12月，大邱庄农场职工田吉兴，向农场负责人孙岳先提出了住房申请。
田吉兴反映一楼卫生状况不佳，五楼六楼对老年人来说难以攀登，因此希望能调配到二楼或三楼居住。孙岳先不经意间提到，二楼至四楼目前居住的是禹作敏的亲属。这话传到了禹作敏那里，他便在全村大会上批评孙岳先未能与党支部保持统一立场。随后，孙岳先的场长职务被撤销，同时被取消了党支部成员的资格。
1989年春季，发生了第三件事。那时，禹作敏以援助村中孤寡老人为由，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资金超过10万元。电器厂员工顾廷岳的亲属匿名给禹作敏寄来一信，询问这笔资金的用途。这让禹作敏大为不悦，他迅速查明写信人实为顾廷岳的弟弟，并随即将其带到党支部办公室进行了严肃的训诫。
顾廷岳的弟弟遭受多次殴打，几度失去意识，生命垂危，大邱庄医院的医护人员迅速携带氧气设备实施急救。康复后，他返回工作岗位，却意外接到通知，要求他暂停工作一年并缴纳2万元罚款。顾廷岳愤怒之下，严厉责备了弟弟。随后，禹作敏发布新指示，称赞顾廷岳态度积极，因此撤销了对其弟弟的停职决定及罚款处罚。
当以下三件事情发生时，大邱庄尚未戴上“中国首富村”的桂冠，但禹作敏的傲慢不羁与肆意妄为已初现痕迹。在大邱庄，禹作敏能够轻易左右每个人的命运，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凡是禹姓族人或与禹作敏有亲属关系的，在大邱庄都拥有特殊地位，并在多个方面享受着显著的优待。
然而，禹作敏提出的要求显然违背了相关规定，因此被上级部门拒绝，这令他十分不满。两年后，该派出所被撤销，但禹作敏擅自决定扣留部分枪弹并不予上交。这一行为甚至导致他对天津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产生了怨恨。扣留枪弹的事件，为日后发生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91年4月，第二届中国乡镇企业家年会在沈阳顺利举行。会上，某位官员含蓄地指出了禹作敏存在的骄傲情绪。对此，禹作敏感到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在公开场合给他难看。因此，他未等会议正式结束，便提前返回了大邱庄。
1991年夏季，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天津市委及市政府发起了抗洪救灾捐款倡议，大邱庄响应号召，初步决定捐赠100万元。然而，当禹作敏了解到此次捐款的负责人为天津市某位副市长时，他立即改变了态度，面色阴沉，随即指示会计停止一切捐款行动，一分钱也不准捐出。经过多次类似事件，禹作敏逐渐与市县两级党委政府产生了对立关系。
1992年5月，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即天津市在选拔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原本被广泛认为是合适人选的禹作敏，却出乎意料地未能当选。这次落选，实际上是天津市委向禹作敏传达的一个明确的“警示”。然而，遗憾的是，禹作敏并未能从这个“警示”中汲取教训，反而采取了与天津市委直接对立的立场。
6月20日，大邱庄中共党委向媒体发布了一则《公告》，内容反映了禹作敏对天津市委的不满与对立态度：“我们郑重宣告，在未来的党代表及人大代表选举中，我们将保持中立，以免干扰其他候选人的公正性；对于来自天津各部门的访客，我们将秉持热情与尊重的态度接待，但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核实其身份证件，避免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对于禹作敏而言，真正导致严重后果的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另外三起事件，与这些事件相比，之前提到的七件事显得微不足道。首要的关键事件发生在1990年，并延续至1991年。在那时，禹作敏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他在静海县城分别为她们建造了两栋楼房，并配备了车辆。
在大邱庄，此事众人皆知，却无人敢言。然而，1990年3月的某一天，意外发生了。大邱庄工业总公司副总的司机高玉川，不慎提及此事，道出“禹书记一次性动用了数百万元”。不久，此言便传至禹作敏耳中，他闻言大怒，即刻下令严惩高玉川：施以暴力、审问、囚禁等手段一并使用。
高宇川一度陷入绝望，尝试服用农药自我了断，所幸及时获救。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副职管理者张银玉对禹作敏的处理方式持保留意见，他向禹作敏建议：“此事并不严重，无需大张旗鼓。”不久之后，张银玉在全村集会上被指责为“与党委立场不一”，随即其所有职务被撤销，并被要求搬离原有住所，回归普通村民的居住环境。
禹作敏严厉批评张玉银，指责他在关键时刻缺乏团队精神，未能与党组织保持统一立场。对于高玉川在背后诽谤自己的行为，禹作敏感到极为愤怒，他决定采取严厉措施，以儆效尤，并深入调查此事。于是，他将这一任务托付给了自己的一个兄弟。禹作敏的弟弟对高玉川实施了为期四天的严格审讯。经过严刑逼问，高玉川最终坦白，他是在车上从工业公司副经理刘金刚那里听到相关言论的。
获取相关证据后，禹作敏迅速组织会议，决定对刘金刚采取严厉措施，他的亲属，包括弟弟、儿子和侄子，均对此表示支持。4月4日，禹作敏指令下属将刘金刚带至村委会，当面斥责其为村庄的祸患。随后，他安排人员调查刘金刚的财务状况。此外，禹作敏的堂兄弟禹作相提出，刘金刚的弟弟刘金会曾对其女儿有不当行为，希望禹作敏能为他讨回公道。
事实上，刘金刚之母乃禹作敏的姑姑，因此刘金刚与其兄弟刘金会、刘金峰、刘金功（以及两位妹妹）与禹作敏、禹作哲、禹作新、禹作瑞四兄弟之间存在着表亲关系。然而，禹作敏仍对刘家兄弟采取了极端行动。在4月10日早晨，禹作敏组织了一场会议，目的是商讨如何对刘家实施报复。
夜间，禹绍龙与禹作民联合禹作立、禹作岭、禹绍祥、禹绍忠等人，对刘金会进行了攻击，并擅自闯入其住宅进行搜查，取走了价值3.7万元的银行存折及4000元现金。随后，他们将刘家的四位兄弟分别囚禁于不同地点。同晚，另有七人前往刘金会被囚禁之处，再次对他施暴，并扬言次日要找上刘金会父亲刘玉田理论。
禹作敏对此持赞同态度，并进一步提出要将刘玉田带到公共场合以示惩戒。次日早晨，禹作相与禹作立率领其余五人，将64岁的刘玉田带到村庄供销社旁的道路上进行集体殴打。尽管刘玉田在地上不断恳求，但他们并未理会。直到刘玉田的女儿匆匆赶到，借来一辆平板车，将伤势严重的刘玉田紧急送往大邱庄医院。
然而，在当日午后，刘玉田因抢救措施未能奏效而不幸离世。市、县公安局接到相关报告后，迅速调配警力展开调查工作。与此同时，禹作敏选择在幕后操纵指挥，他首先通过正式文件向上级反映，指出刘玉田长期以来行为霸道、欺压百姓，早已激起民愤。随后，在当天下午，禹作敏主导召开大邱庄村全体职工大会，会上，除了因昏迷未能到场的刘金峰外，刘家其余三位兄弟均被捆绑并带到台前。
禹作敏表示，刘玉田的死是罪有应得。为了掩盖刘玉田被打致死的真相，他下令对大邱庄医院实施封锁，禁止死者家属前往医院告别遗体，直至16日尸体被火化处理。在此期间，禹作敏还擅自两次集结了近2000人进行大规模游行，抗议刘玉田，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刘玉田应受惩罚，他的死是罪有应得”。
刘玉田12岁的孙女含泪被迫与其他人一同呼喊，声称打死自己的爷爷是罪有应得。与此同时，刘玉田的15岁孙子在学校被迫撰写检讨，内容要求他与爷爷断绝一切关系。4月14日，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向禹作敏提出要求，令其交出涉案凶手，但禹作敏却装作毫不知情。就在同一天，大邱庄再次举行群众集会，而那些涉案凶手竟安然坐在台上，品茶抽烟。
受害者亲属被迫站在台下，姿态卑微，历经苦楚。5月25日，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抵达大邱庄追捕嫌疑人，禹作敏坚决阻挠警方行动，拒绝交出罪犯，甚至迫使执行任务的警官在村中滞留一夜。此外，他还安排禹作正以假乱真，顶替真正的施暴者禹贺田，前往县公安局假装“自首”。
最终，真凶逍遥法外，而禹作正则被释放。随后，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确凿的事实与证据，对涉案的多名施暴者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其中，禹作相与禹作立被判无期徒刑，而其他涉案人员也至少面临15年的有期徒刑。禹作敏对这一判决结果极为不满，他认为这是司法机关对他的轻视。为此，他动员了超过2000人联名向司法机关提交抗议书，表达他们的不满。
在全村集会上，禹作敏宣告了一项新举措：大邱庄将实行一项制度，即每200户家庭共同承担一户罪犯家属的生活开销，包括饮食与住宿。此外，他还组织村民为涉案凶手筹集了超过10万元的资金，并将这些款项分配给各个罪犯家庭。1991年的8月5日和8月27日，禹作敏代表大邱庄党委，向公众发布了两份公开信，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表达了异议。他在信中声称，刘玉田的死因是群众斗殴所致。
禹作相等七名涉案人员获刑后，禹作敏对刘家的敌对行为愈演愈烈。刘家四兄弟持续遭受身体伤害并被长时间囚禁，而刘家的其他成员也未能幸免，被非法拘禁的时间从三天至一个月不等。甚至刘家的未成年子女也被非法限制在学校范围内，不得自由。刘金会的胞妹刘金云，在上厕所时也有男性看守陪同监视，无奈之下，刘金云前往派出所进行情况反映。
禹作敏反驳说刘金云诽谤治安人员，要求她必须在上午缴纳3000元罚款，否则到中午罚款将翻倍至6000元。刘家兄弟时常遭受暴力对待，他们曾试图离开村庄前往县城投诉，但随即被拘禁。最终，刘家兄弟无法再忍受，选择在一个无月的夜晚秘密逃离大邱庄，前往他乡寻求生计。与此同时，刘金云被非法限制自由，时间长达两年。
1992年11月27日早晨，北京国家安全局第三局下属的培训机构的27名学员，在指导老师程钢的带领下，前往大邱庄进行实地调研。抵达大邱庄的时间接近11点，接待人员为他们安排了下午3点的情况通报会。在等待的时间里，学员们被允许自由参观大邱庄，并可随意向当地人提问以获取更多信息。大邱庄的居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提供了必要的协助。
午餐结束后，学员贺海鹏、张新泽、王普司等人遵循接待人员的建议，在大邱庄进行了自由探索。他们一行人来到香港街的博通商铺，向店员细致咨询了店内商品的成本、售价及盈利比例等信息。店铺的女店主对他们的询问表示不满，因为学员们只是询问并未购买。学员们随即解释了自己的身份和访问目的，然而女店主依然显得不悦，告知他们若有问题应去接待处咨询。
王普司感到困惑，他低声表达了对大邱庄居民文明程度的疑虑。这番话恰巧被女老板听见，她立刻怒不可遏，出言不逊。随即，两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这位女老板其实是石家明的妹妹，她在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职位。愤怒之下，她迅速指令手下召来多名保安，随后，学员们被保安人员引领至治安联防队。
学员们刚踏入房间，即刻被人群团团围住。张新泽遭遇尤为惨烈，头部被强行按向墙壁撞击，随后遭受连续重击，耳光声连连响起，伴随着辱骂声不绝于耳。他们连忙掏出证件以证身份，然而联防队员非但不收敛，反而咆哮着回应，声称专挑公安干部动手，扬言公安人员又怎样，此地乃是大邱庄！话音未落，棍棒与拳脚如雨点般落下，学员们无力招架，个个遍体鳞伤，血流满面。
之后，学员们被引领至村庄的治安保卫处。保卫处负责人周克武开口便下令：“动手！狠狠教训，谁敢手软，我绝不轻饶！”班主任程刚闻讯赶来，抵达保卫处时，周克武迎面就是一记重拳，同时斥责：“我今天就是要教训你这个带坏风气的家伙！”直至下午四时，禹作明在听取了周克武的汇报后，终于现身。
在众人的围绕之下，禹作敏站在高处向程钢严厉发问，指责他们的到来带有不良企图。程钢尚未来得及解释，禹作敏仅用一个眼神示意，他的手下便迅速围上，对程钢实施暴力攻击。石家明紧抓住程钢的头发，边动手边斥责，声称要教训这个所谓的头目。他们强迫在场的师生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任何否认都会招致一顿狠打，这一过程持续到当晚九点多。
1992年11月，发生了第三件严重事件，当时华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李凤政去世。禹作敏一方面安排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另一方面则指令人员对公司财务进行全面审核，结果揭示出高达3000万元的财务赤字。随后，禹作敏召集了公司中层及以上级别的管理人员开会，在会上他严厉批评华大集团的领导层，称他们是不负责任的管理者，正在损害大邱庄的利益，并宣布将对华大集团的财务状况进行深入调查。
不久后，华大公司被解散，其下属企业被重新分配给四个不同的集团公司进行管理，这四个集团随后负责对华大公司原财务进行全面核查。华大公司原副总经理及农场负责人侯洪滨提出异议，他表示他们是应聘到大邱庄来发展事业、开展工作的，并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对此，禹作敏当即决定免除侯洪滨的所有职务，并亲自参与了对侯洪滨的非正式问询过程。
12月上旬，禹作敏主导设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审讯场所，由他的次子禹绍政（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负责人）、治保会主任周克文以及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等人参与，对涉嫌人员逐一进行问询。时值寒冬，所有被问询者均被要求脱下上衣，在寒冷中接受调查。
7号和8号这两天，禹作敏再次擅自对前华大集团氧气厂负责人、资深工程师田宜正及前华大集团养殖场主管宋宝进行了审问。61岁的田宜正坚决否认自己存在经济不当行为和私生活不端的问题，禹作敏听后立刻动手，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紧接着，周克文等人带领十多名随从对田宜正实施了暴力，迫使他最终不得不承认那些指控。
审讯结束后，田宜正被不当地拘禁了14日，侯洪滨被扣留42日，而宋宝则被拘禁了39日。自11月末至12月中旬期间，超过十位原华大员工经历了非法的审问程序、拘留以及身体伤害，其中不仅限于拳打脚踢，更有严重者遭受了电警棍和皮鞭的抽打。对于在审讯期间表现积极的个体，禹作敏给予了丰厚的奖励。特别是某位刘姓人士，因其特别凶狠的打人行为，禹作敏当场奖励给他五千元人民币。
这加剧了打手对受害者的暴力行为，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在12月13日，华大的一名员工危福合在遭受殴打后不幸身亡。26岁的危福合自当天下午2点多被带走审讯起，就遭到了连续18人的轮流攻击，持续到晚上10点多。当打手们意识到情况严重，将危福合送往大邱庄医院时，他已经无法挽回地离世，医生宣布抢救无效。
经法医详细检验，确认危福合身体遍布超过380处伤口，最终因外伤导致的创伤性休克而亡。危福合的逝世，令负责审讯的刘云章措手不及，同时，万全公司的代理总经理刘永华亦感到手足无措，随即向禹作敏进行汇报。禹作敏迅速作出指示，要求刘永华物色几位可信之人来承担责任。据此，刘永华等人遵循禹作敏的指示，虚构了危福合的死亡原因。
基于刘玉田案件中七名罪犯全部被捕的先例，禹作敏决定让参与杀害危福合的四名凶手逃离，并为他们准备了八万元现金作为逃亡资金。1989年12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刑侦科的副科长宋忆光等六名警员，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刘洪春的带领下，前往大邱庄进行现场调查。然而，他们却遭遇了禹作敏指挥的二十余人围堵与扣留。
警车驾驶员察觉异常，即刻加速穿越村民设置的路障，他们手持砖块和石块企图阻拦，随后迅速返回静海县公安局进行汇报。禹作敏指挥手下将宋忆光等七人非法扣留，并强硬地质询他们的来意。天津市公安局在得知七名警务人员被非法扣留后，立刻上报给市委及市政府。16日早晨，市长聂璧初严令大邱庄方面即刻释放被扣留人员。
直至上午11点30分，禹作敏才最终决定释放那些被非法扣留的干警，此时他们已被拘禁了13个小时。为了避免死者危福合的家人提起诉讼，禹作敏随即派人将危福合的家属接至大邱庄，并提供6.5万元人民币，要求他们将遗体运回原籍进行火化，同时承诺此后不会因此事再牵连大邱庄。然而，危福合的家属并未因此放弃诉讼。
随后，禹作敏认为四名涉案人员在外部逃避不如藏匿于大邱庄更为稳妥，于是指示手下将这四名嫌疑人接回大邱庄进行庇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正式致函公安机关，请求协助追捕危福合案中的四名主要嫌疑人——刘云章、刘绍升、陈相奇、李振标，他们涉嫌重大杀人案件。1993年2月14日，天津市公安局面向全国发布了这四人的通缉令。
获得中央授权后，2月17日，天津市公安部门派遣了400名警务人员，在大邱庄周边村落部署待命，以备不时之需，确保通缉嫌疑人不会逃脱。上午9点20分，来自天津市公安局、检察院及静海县的九位相关负责人抵达大邱庄，向禹作敏通报了行动目的，并表明将依法执行任务，却遭到了禹作敏的强烈反对与直接拒绝。
公安人员强调办案需遵循法律程序时，禹作敏威胁要辞去职务。紧接着，约二十名村民迅速聚集，对前来执行任务的市县领导进行盘问与阻挠。禹作敏的行为干扰了罪犯的搜捕工作，导致公安局派出的四百名警员无法接近大邱庄村。更有甚者，在禹作敏的指示下，有人蓄意传播不实言论，声称市公安局计划对大邱庄采取过激行动。
大邱庄在禹作敏的暗中调度下，迅速转为紧急状态：大量螺纹钢被切割成一米左右的短棍，分发给工人充当防卫工具，部署在各关键路口执行守卫任务。同时，汽车、拖拉机、马车及满载汽油的油罐车辆被用来构筑路障。整个村落交通被封锁，生产活动停滞，即便是过往行人也要接受违规检查。一时间，流言满天飞，局势十分紧张。
为了不与误解情况的村民产生对立，天津市公安局决定撤回原本执行搜捕的400名警察，仅保留30人待命，准备进村抓捕罪犯。2月18日，禹作敏组织全村大会，持续散布不实言论，他声称市公安局在大邱庄周边部署了超过千人，配备有小型火炮、催泪瓦斯及警犬，此举意在阻碍大邱庄的改革进程。
因此，禹作敏动员了众多不知情的村民守护大邱庄及其总公司，坚决抵制所谓的“非法举措”。会议结束后，大邱庄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工厂被迫停产，学校停止上课，村民们携带各种斗殴工具走上街头。得知这一情况后，天津市代理市委书记兼市长聂璧初在2月18日晚上10点，向大邱庄党委及禹作敏发出了明确指令。
要求禹作敏确保在大邱庄执行任务的公安与检察人员的人身安全，并安排他们安全返回静海县城。此命令需即刻执行，不得延误。面对这一指令，禹作敏的傲慢态度有所收敛，勉强同意执法人员进入村庄张贴通缉令，并对四名主要嫌疑人住所展开搜查。然而，他仍指示手下对执法人员表现出冷淡态度。
鉴于禹作敏对公安及检察部门展现出的强烈对抗态度，2月19日上午，天津市委常委会针对大邱庄的情况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决定于当日下午派遣市公安局与市检察院联合行动，前往大邱庄执行逮捕任务。下午5点20分，禹作敏率领数千名村民在现场排成行列，表面上看似“欢迎”，实则对市公安局及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进行示威与施压。
当执法人员未能搜捕到目标准备离开村庄时，禹作敏指派人员上前阻挡，询问他们为何没有采取破门而入的方式进行搜查，并坚持在未找到嫌疑人之前不允许离开。紧接着，超过30辆车被调来，阻挡了执法人员的去路。与此同时，禹作敏私下指示刘永华，让他安排人员将嫌疑人刘绍升转移至河北省献县，而将另一嫌疑人陈相歧送往呼和浩特市。待工作组进入村庄后，禹作敏再次采取行动，将刘云章和李振彪送走。
四名逃犯在逃期间，禹作敏资助了他们16万元。此外，禹作敏还四次向北京某机关干部行贿数万元，意图为这四名逃犯开脱罪名。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下令在村内主要路口张贴告示，将大邱庄工厂停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公安检察机关。同时，他还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分发文件，诋毁公安部门形象。
观察到禹作敏的行为日益肆无忌惮、混淆是非，2月22日，天津市委办公厅向静海县委发电，要求其转达给大邱庄党委，明确指令大邱庄党委即刻终止不当举措，并收回已散播的资料。大邱庄党委需在24小时内，向市委及县委提交书面报告及自我检查。同时，对禹作敏提出严肃告诫，禁止他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不良影响的行动。
然而，禹作敏依旧顽固不化，对市委及县委的指令置若罔闻，未曾采取任何自我反省措施。随后，他采取迂回策略，向静海县委提交了一份“离职申请”，表面上请求辞职，实则退居幕后继续指挥。鉴于禹作敏的行为愈发偏离正轨，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针对大邱庄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讨，并作出决定，全力支持天津市委依法处理此事。
次日早晨，中央政府负责人与天津市市长聂璧初进行了交谈，明确指出，禹作敏以往承担了诸多任务，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国内拥有显著影响力，当前仍需给予他一定的支持。然而，存在的问题也亟待解决，决定派遣一个高效的工作小组前往大邱庄，目标是在短期内稳定大邱庄的局面。基于此决定，天津市委在3月10日安排工作小组进驻大邱庄。
工作组的有力引导促使大邱庄迅速回归正常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与社会秩序，同时确保了执法部门能够无障碍地处理相关案件，并成功回收了大邱庄以往持有的军械装备。3月14日，静海县委及县政府联合发表了《给大邱庄党员群众的一封信》。
《通告》清晰表明，若不如实陈述，交出涉案人员，并持续为其提供庇护、藏匿或资金支持，将依法严惩。该通告发布后，民众提供了超过800条案件相关线索。三月中旬，涉案嫌疑人刘绍升和陈相歧被捕；七月七日早晨，在警方强大的压力下，刘云章和李振彪主动投案。
禹作敏在取得成就后，心态逐渐失衡，最终转变为肆意践踏人权、危害生命的“独裁者”、“地方霸主”，完全无视党纪国法和党组织的存在。他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才成就了他的事业。因此，他做出了一系列肆无忌惮的恶劣行为。至此，禹作敏的个人命运已注定走向悲剧。后续发展如何，请继续阅读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