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7日，奥巴马的回忆录《应许之地》开始发售。在这本超过700页的书中，奥巴马提到了中国95次，平均每7页就会提到一次。更令人惊讶的是，奥巴马还公开表示：“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的限制，我可能会对中国贸易问题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这位前总统说得挺直接的。他说自己当年对中国的态度太温和了，现在感到后悔。

经济风暴来袭，美国急了。

2008年9月15日，有着158年历史的华尔街巨头雷曼兄弟突然破产，当天道琼斯指数猛跌504点。这一事件震惊了全球，美国政府也陷入了混乱。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刚上任，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困境。失业率达到了26年来的顶峰，汽车销售下降了30%，零售行业一片愁云。民众排长队领取救济，连华尔街的大人物们都感到绝望。

新总统能怎么办？只能砸钱救市。奥巴马一口气推出了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这数字听着都心疼。2860亿用来减税，剩下的5000多亿砸向基建、教育、新能源。

美国投入大量资金，却发现一个棘手的情况：要让经济恢复，还需要中国的支持。

不得不向中国求助

说来也挺讽刺的，美国这个全球的大哥，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竟然要依赖中国这个“小兄弟”来帮忙。

奥巴马在他的回忆录中坦诚地写道，中国持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并且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帮助美国度过金融危机的重要伙伴”。换句话说，美国离不开中国。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也推出了一个总额为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2008年11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了这一决定，内容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项目、灾后重建等十大方面。

两大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投入大量资金救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虽然当时双方并没有刻意协调，但从客观效果上看，他们的行动起到了一定的协同作用。

奥巴马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2009年或者2010年的时候，我可不敢挑起贸易战。那个时候，我需要中国、欧洲和其他所有可能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帮忙，就是为了能让全球经济重新启动。”

这话说起来确实让人很无奈。美国需要中国来买他们的农产品，需要中国来投资他们的企业，还需要中国来配合全球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找中国麻烦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表面上和睦相处，背地里却暗暗竞争。

尽管表面上谈合作，美国心里却有自己的小算盘。

在奥巴马当政的八年里，中美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相当平稳，不像美国和俄罗斯那样紧张对立。两国的领导人该见面就见面，该签协议就签协议，看起来相处得很融洽。

奥巴马在他的书中提到，虽然表面上外交礼仪周到，但实际上却隐藏着长期积累的争斗和不信任。换句话说，就是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却各自提防。

这段时间，中国表现得很克制。奥巴马观察到，中国坚持执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在台湾军售这种敏感问题上，中国也只是发发声明、取消几个会议，从来不把事情搞得很严重。

奥巴马称这种做法为“战略耐心”，他认为中国的这种行为显得相当老练。不过，他内心其实并不高兴，觉得中国在韬光养晦的背后做了不少事情。

美国在具体政策上也毫不手软。他们对中国轮胎征了很高的关税，还对太阳能电池板进行了反倾销调查，在TPP谈判中明确不包括中国。奥巴马在2015年还对国会说：“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全球贸易规则。”

这句话听起来很强势，意思是说规则得由我说了算，你们只能照着做。

访问中国的具体安排揭示了真正的意图

2009年11月，奥巴马首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在他的回忆录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描述得十分生动有趣。

飞机刚一着地，美国团队就收到了指示：所有个人电子设备都留在飞机上，以防被窃听。从那一刻起，整个团队就像进入了“特工状态”，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通话都需要在专门的防窃听房间进行。

更搞笑的是，有些团队成员坚持在黑暗中换衣服洗澡，怕被隐藏的摄像头拍到。这听上去挺荒唐的，就像在拍谍战片一样。

奥巴马特别讲到了商务部长骆家辉的一次经历。有一次，骆家辉忘记带东西，回房间拿时，开门一看，不仅有保洁人员在整理床铺，还有两名穿着西装的男子在他的桌上翻找文件。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不真实，真假难辨。不过，奥巴马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这就很值得我们注意了。要么是他真的相信这件事，要么这件事和他的某些对中国的想法相符。

奥巴马最不满意的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方式。美国提出贸易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时，中国建议美国列出一个采购清单，说明希望中国买哪些美国商品。

奥巴马对这种务实态度很不满意，在他的回忆录里抱怨：“我觉得自己在为市场摊位上的鸡肉价格讨价还价，而不是在讨论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政策。”

这话说得有点尖锐。中国人喜欢解决实际问题，而美国人喜欢讨论大方向，结果两边都不满意。

吃后悔药的时间晚了点

2020年，奥巴马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那时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即使拜登接任后，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缓和。

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开始反思他以前的做法。他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说，现在认为“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施加更大压力是完全合理的”。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很普遍。当初需要中国帮忙时，他们不敢得罪，现在用不着了就开始埋怨当初太客气了。

奥巴马在他的书中也对中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要对人民币采取强硬措施，严格限制科技和军事交流，不能有丝毫松懈。

这些提议听起来很耳熟，跟特朗普和拜登后来的做法差不多。这表明美国政治圈对中国的态度早就改变了，只是当时还没公开表露出来。

奥巴马曾提到，如果哪个国家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对美国的地位构成挑战，那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情况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而且如果真的发生，很可能是由于美国自己在战略上的失误。

这句话表达得很有趣。一方面承认中国有可能会对美国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却把失败的可能性推给美国自身的错误。暗含的意思是，只要美国的政策正确，中国就永远无法超越美国。

束缚背后的政治考量

奥巴马的这种反省其实很常见。很多美国政界人士常常把政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外部条件的限制，而不是承认自己的决策失误。

2008年的经济危机确实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说它彻底“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则有些过分了。尽管那时美国需要中国的协助，但在触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依旧坚持强硬立场。

最关键的是，奥巴马的这种思考为之后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一方面要为自己过去的做法辩护，表明当时的温和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也为民主党未来的强硬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的政治圈子里，这种做法很普遍。制定政策时，常常只考虑眼前的需要，而忽视了长远的打算。一旦形势变了，就会推翻以前的决定，却很少去真正思考背后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在2008年至2020年间，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不到美国的四成增加到了超过六成，同时，“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项目陆续启动，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升。

这些变化让美国的一些有钱人和重要人物感到不安。他们开始怀疑过去几十年来对待中国的做法，觉得之前的想法太简单了，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

奥巴马的思考体现了这种观点。在他眼中，2009到2010年经济危机时，美国或许抓住了最后一个“关键时刻”。如果那时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或许能遏制中国进一步壮大。

然而，这种观点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它假设中美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互相敌对的竞争，认为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美国的衰退。这种想法忽视了双方可以共同受益的合作机会。

再说，假如美国当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就能真的阻挡中国的进步吗？中国的成长有自己的道理，不是外面的压力轻易就能改变的。

回忆录对政治的影响力

奥巴马的自传不仅仅讲述了个人经历，还像一份政治宣言。作为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他的看法对党内的政策制定有着重大影响。

当他公开表示自己过去“不够强硬”时，实际上给了民主党内部的强硬派更多理由。这也说明了为何拜登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相似——两党在这一点上已经统一了意见。

这个共识的形成过程很有趣。以前民主党态度比较温和，共和党则较为强硬，但现在两党都在争着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奥巴马的反思为此转变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

这样的政策变化真的对美国有好处吗？过去的“限制”究竟是束缚发展还是明智之举？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全世界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国的经济紧密相连，单靠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大问题。那时候，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应对危机，实际上帮助稳定了全球经济。

现在美国决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这不仅可能伤到自己，还会让世界经济更加不稳定。当年奥巴马提出的“限制”，或许就是一种明智的做法。